我们在勘察作家的文学创作时，往往会第一时间尝试体悟独属于这个作家的风格，把握风格的依据，更多来源于其在文学创作中所尝试营造的文学场域和氛围，而这种场域和氛围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家所使用的物象或意象，以及熔铸于其间的精神特质和情感内核。随着文本情节的深入以及细部的深描，物象逐渐呈现多种形式，不仅包括自然之景，亦包含人文景观，当然还包含了方言、气味等“衍生物”，也即生成为一种作者对于“物性”的捕捉。近年来，“新东北文学”作为“新区域书写”的重要支流，始终为学界关注，班宇、郑执、双雪涛等青年作家往往在充满冲击力和怀旧感的现实书写中，铺满悲怆且破碎的叙述场，在故事情节的叙述缝隙营构出流动的感觉样式，尝试寻找一种可以代表自身情感、记忆、体验的“修辞”。
在王德威看来，“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累积，也是一种“感觉结构”——因器物、事件、风景、情怀、行动所体现的“人同此心”的想象、信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结晶。班宇、郑执、双雪涛透过日常生活的细部，来展现城市化进程缓慢的街区的萧条与破败，进一步推演至人们在这一环境下的向上追问与向下的灵魂沉潜。那么，与一个个“偶然”发生冲突与达成和解时，文本生成了怎样的“人同此心”的美学场域和审美样貌？在郑执的小说《森中有林》中有一段描述道：“有人烧纸，两团火焰一左一右地蹿动，好像黑夜在对自己眨眼。”烟雾缭绕的火焰对于城市而言似乎是怪异的，然而，在东北地区的路边火光却并不稀见，大多数是由于要给过世的人烧纸钱，这种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寻找内心的寄托的行为，衬托出城市的“废墟感”。小说中的“街道自打年后开始动迁，整条街一天一个景，全程20来公里，不是扒房挖沟埋管，就是栽树架灯，没一段囫囵路”。可以说，小说中所描述的“一天一个景”，反而成为东北相当长时段不易更改的景致。可以看出，这种充满张力的“荒寒感”，来自极具地域特质的种种“物象”和环境，既有地域的、民俗的，也有特定文化规约的，尤其是人物的塑造和呈现，显露着叙事对现实、人性强大的冲击力量，逐渐成为经验世界里最具神秘、幽微、沉郁、淳厚的美学元素和精神范畴。
然而，如若仅仅探究这种“物性”与创作风格之间的相互印证，则往往会从写作发生的维度，将其纳入有关时代、地域等方面的印记之中，而失去了“物性”本身与创作者之间的“具身性”的关联，以及可能生发出来的审美间性。也就是说，如若我们单纯地探讨“物性叙事”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实则缩小了创作本身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构建起来的“对话关系”。因而，我们不妨跳脱出由外部现实来印证想象的刻板印象，专注于想象力本身所生发的对于“物”的选择，探讨其对投射的现实所生成的“精神气候”与美学意味。从一定意义上来看，物象中所诉说的“关键词”永恒地与生命叙事联系在一起，它既是文本的标志物，亦是生命诗的指代词，既引导着文本“流动”的节奏，亦或隐或显地闪烁着生命的脉搏。我们能够在其间触摸、切入到人性的、生存的创痛和精神的困顿，从生活史、心灵史、地域性和灵魂的维度，体味到作家精神关怀和生存思索的深度。
那么，在短篇小说中，应当如何在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中重新构建起吻合于“此在”“此刻”的主体经验呢？兼具乐评人和小说家身份的班宇经常会在其小说创作中“夹带私货”，他的小说中有大量对重金属乐器和流行音乐、古典乐的描写。这些音乐元素以及工人村的人们与“伟大时代”的握手言和，所共生出的“磁场”，远非“颓废”和“虚无”。他在整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打造了一种绵密、温和且充满废墟感的“无法被命名”的独特气息，生发出极具个性的审美效果。可以说，唯有当班宇试图捕捉的精神“调性”与音乐不谋而合时，方能够生成无声、细小却震撼的化学反应，足以被生命群像的“精神气候”震碎的回响。透过班宇的创作可以看出，在中、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当中，具体的人与物象的关系，最终指向对“存在境遇”的深层勘探，让物象迅速成为人物理解自身处境的媒介，也帮助读者从具体之物抵达抽象的存在之思。犹如郑执在小说《森中有林》中写道：“她问我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当时我答不上来。分手以后的某天，我突然给她发了一条微信，回复我的答案，是猪爪跟螃蟹。点击发送才发现，她把我删了。不过我仍然挺感谢她问过我那个问题，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热衷回忆过去的人。我想起，在我五岁或六岁那年，我妈过生日，我爸买了猪爪跟大飞蟹。我跟我妈爱吃螃蟹，我爸跟我姥爷爱吃猪爪，两样都不便宜，一年上不了我家饭桌几回——那天的一桌菜，就是美好，美好得十分具体。”可以说，这与双雪涛的《猎人》中提及的“猪肚萝卜汤，听着就很滋补，我的生命中挺需要这样的时刻”——“以此来冲淡向下的迷惘”。也正是这一个个“具体”的瞬间，让时间的无限和生命的有限得以最大限度地被情感敞开。我们从“物”中体察情感的“毛细血管”，又透过情感体悟“物性叙事”内蕴的精神附着。
可以说，在“物性”的维度之中，诸多极具地域特色的语言的标志物亦构成了新东北叙事的别样言说方式，亦为短篇小说的叙述提供了显现张力的启示。我们知道，在班宇、郑执、双雪涛的文本中深潜着极强的“冲突性”。在面对企业改制、下岗潮来袭的生活冲击时，无论是犯罪率、离婚率的飙升，还是再就业率的持续走低，皆诉说着人们生活状况的凄惶与低迷。诸多无处言说的伤痛和无处安放的无力感如尘埃般飘浮在这片区域，经久地弥漫在一个个家庭单元之中。夫妻争吵、离家出走、校门口斗殴、早恋、退学，也日渐成为这些门户之中的“标准化”日常。于是，父辈和少年们习惯了将“难捱”视作“无聊”。渐渐地，这种“无聊”以一种“冷幽默”渗透在日常生活里，似乎说脏话、开玩笑，成为某种“抵挡”的“标配”。这些语言符号也构成了东北书写独特的“流动性意象”，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人格化和“物性”的表征，构成短篇小说中极具标志性的“文化注脚”，透露出“不妥协”“不和解”的气息。在无力改变的生活面前，或许唯有骂人、“解闷”可以带来最为即时的安慰，“看春晚”成为彼时人们最大限度的“声色之娱”。于是，无力应对当下的精神气候便顺由感觉的游丝被和盘托出，出逃或离开成为了解决彼时困境的迫切期待。
当我们站在新东北文学的先锋姿态，来回望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典型代表作家萧红的《生死场》时，似乎看到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有关生死歌哭的对话，两代东北作家透过一个个包裹于“故事之外”的语言叙述的方式，呈现了生与死之间的生存镜像。胡风曾称萧红的《生死场》当中透露出的灵力：“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语言的特别”不仅归因于作为女性的萧红对于情感细致而深刻的捕捉，还来自蕴含着那些经由生命所锤炼、淘洗过的诉诸文字之中的情感本身。可以看出，无论是萧红还是“东北三剑客”，作为故事讲述者的他们，在文本中的“设定”是萧条城市的游荡者。出生地和写作发生地带给他们的并非是城市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震惊体验”，而是对目睹着所身处的城市的落寞感到无可奈何。无论是《生死场》中去往城里的金枝，还是郑执的小说《森中有林》里的刚刚抵达日本的吕旷，带给他们“震颤感”的都是“外部世界”。当两代人与过往达成妥协式的和解，带着或沉重或轻逸的精神印记，他们该如何面对未来的迷惘，又该如何重塑属于自身的主体性？当吕旷站在人头攒动、同样“混乱”的东京火车站，疏离感和主体性一同被悬置起来。“吕旷直接傻眼，周身的人潮让他怀疑自己是只被拔了触角的蚂蚁。他长这么大，眼睛里从来没有一次性容纳过这么多的人，从八方十面涌来，又向四面八方涌去，吕旷感觉自己被同类的呼吸围剿，就快要淹死。”这种全新的现代都市景观是吕旷在此前从未体验过的，带着沉重的束缚感出现在陌生环境中的吕旷在眩晕之余，也深感窒息。可以说，郑执在小说中看似“嬉皮士”的自嘲，实则呵出了沉重的生命之问，如何摆脱纷繁复杂的社会所打造的命运的重担?如何疏解生命中不可承受、又无可奈何的被动之惑？
创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追溯，似乎构成观测新东北文学突破“怀旧”、面向“未来”的叙事转向关键。“吕旷们”还未来得及与过往握手言和，便生发出强烈的“失重感”，这些青年在对当下的“废墟”体悟到“从适”之后，直至走出“铁西”才蓦然意识到，只要记忆还在，一切过往都会随着生命本体四处移动，愈发厚重甚至繁重。“此时光线隐去，一只鸟不知从什么地方飞了出来，速度极快，堪比刚射出来的箭矢，以残月为弓，直直向下，它尖尖地叫了一声，像是对逝去的哨声做以回应。”这些描述，皆构成作家文学叙事的“情感与形式”的文学叙事的“生物链”，强烈的意绪奔涌，在“人”与“物”黏着的、“坚硬如水”的结构里彼此映照，此消彼长，纠结一处又不一而足。在每一个寂静无声的夜晚，物象中的时间和心绪拂过人物的脸庞，在肌肤上触动了虚浮的苍凉之感。对于这些情愫的体察实则是作为“同时代人”的作者向读者所发出的“文学的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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