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日前，著名学者陈漱渝新著《觉醒先驱者鲁迅》出版面世，既是对鲁迅先生的致敬，也是鲁迅文化研究中一次新的学术开拓。
作为现当代文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陈漱渝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其著作丰富，学术成果影响深远。近日，陈漱渝先生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坦言：“鲁迅的文字像光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
读过《觉醒先驱者鲁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认为，陈漱渝研究资历长，学术阅历广，他长于考证，在书中以生动活泼的文笔呈现了真实可靠的鲁迅形象；著名文史学者杨天石则表示，陈漱渝的贡献已经突破鲁迅研究，进入更多领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坦言，陈先生的鲁迅研究论著，是案头必备的参考，每次开卷，都有意外收获。
陈漱渝，祖籍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有《我观现代文坛：陈漱渝近作选》《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搏击暗夜——鲁迅传》《鲁迅十五讲》《我活在人间》《民族魂：鲁迅传》《鲁迅与同时代人》等，还编辑出版了《鲁迅论争集》《一个都不宽恕》等文集。
“走近”而非“走进”鲁迅
北青报：您深耕鲁迅研究数十年，首先能否介绍一下这部《觉醒先驱者鲁迅》？
陈漱渝：这本书其实是由两部分文字构成，前一部分是鲁迅传记，后一部分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有关人物。传记部分当然以鲁迅的人生轨迹为序，主要按时间、事件顺叙，但也有不少插叙、追叙，行文时并没有预设，水到渠成。还要说明的是，传记部分是以1981年8月至9月我在《中国青年报》连载的《民族魂》为基础，最初仅有16章、5万字，完全是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写的“急就章”。后来，这16章的连载文字又扩写了14章，结集成为《民族魂》一书，1983年出版。此后陆续修订，多次再版，成为我此生发行量最大的作品，收入的文字由5万字增至20万字左右，前后跨越了45年。这种情况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绝无仅有，在传记出版史上亦不多见。
第二部分是“觉醒年代背后的人与事”。要了解鲁迅及其作品，必须掌握“知人论事”这把钥匙。书中所收的《为青春飞扬的岁月而歌》首刊于《人民日报》，《五四风云人物谱》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都是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而作；《<新青年>中的新文学史料》《觉醒年代的序曲》是为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而作；《鲁迅·胡适·周作人》是我在日本讲学的讲稿……都有一定的学术含量。
我还希望读者能留意本书的开篇和附录，两篇文章都秉持了半个世纪以来我研读鲁迅的学术一贯性。
北青报：在今年推出这本书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陈漱渝：出版这本书的契机，是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对杰出人物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留存历史，弘扬其思想和精神，使其价值力量薪火相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对鲁迅的不实之词经常出现，出版此书，也是希望提供一个逼近真实的鲁迅，有利于澄清飞短流长，扩大和凝聚共识。
北青报：您曾经说要试图走“近”鲁迅，而不是走“进”鲁迅？
陈漱渝：什么叫“真实”？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我认为，真实不等于真理。但真实跟真理一样，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客观事实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具有确定性；但人们观察事实的视角具有选择性，认知具有个人局限性，很难还原事实的全部细节，所以对真实的把握又具有相对性。对历史上那个鲁迅的认识也是如此。所以，“走近”鲁迅，是希望能尽量缩短跟真实鲁迅之间的距离。我没有用进入的“进”字，因为要真正进入鲁迅文化的宝藏，那难度就太大了。
举几个浅近的例子。有一本书叫《国士无双：蒋廷黻（fú）回忆录》，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外交官。1924年7月，他跟鲁迅等同时被邀请到西安讲学。他在回忆录中说鲁迅“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但众所周知，鲁迅并不是残障人士。那么，鲁迅走路究竟是什么姿态呢？1933年，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著名的杂文中描写，青年作家柔石总是扶住他过马路，深怕他被电车撞死，一路上两人都是“仓皇失措的愁一路”。给人的印象，是柔石厚道，又尊老，而鲁迅走路并不太稳。1952年，鲁迅研究的“通人”（指学识渊博，无所不知之士）冯雪峰写了一部《回忆鲁迅》，该书结尾部分描写道：“他走路略带八字步，可是一步一步都非常稳固……同时他是目不旁视的，更是从不回头顾盼。的确，他走路是非常性格化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以上描写都出自鲁迅同时代人，都是亲历亲闻。但是哪一种说法是绝对真实呢？说鲁迅“有点儿瘸”，并不是蒋廷黻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因为1924年7月23日晚，鲁迅跟蒋廷黻等五六位到西安讲学的学者走出西北大学散步，曾不慎摔倒，跌伤了右膝，但仍坚持跟大家一起去买了点心，所以若干年后仍给蒋廷黻留下了“有点儿瘸”的印象。柔石跟鲁迅结识是在1928年底至1931年初，其时鲁迅47岁至51岁，柔石26岁至29岁。鲁迅是长者，柔石高度近视，所以搀扶着仓皇过马路，也是实情，但鲁迅跟其他人外出可能并非如此——至少跟冯雪峰外出并非如此。不过，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的描绘，是通过鲁迅的走路姿态刻画他的性格特征，其中包含着缅怀和崇敬的文学成分。所以，看待真实，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学术与可读，“长相亲”而“不相鄙”
北青报：“觉醒先驱者鲁迅”，和以往大众熟知的“文学家鲁迅”“斗士鲁迅”定位有何区别？这个定位的确立，是否与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激起年轻人对鲁迅的发掘和认知有关？
陈漱渝：站在学术立场，以鲁迅的文本为依据，从不同角度给鲁迅定位都是可以的。比如定位于“本质是诗人”，或者定位于“本质是斗士”。我对于鲁迅的总体评价认知比较传统，没有受到“去革命化”或“再革命化”的思潮影响。对此，我在多篇文章和多次演讲中已明确表态。
从“先驱觉醒者”的角度展示鲁迅的风采，是重庆出版社的建议。鲁迅正式登上文坛的时代，是一个“东方发白”,“人之子”觉醒的时代，这个时代有许多先驱者，鲁迅称颂过孙中山，称颂过李大钊，称颂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并谦虚地说自己是为先驱者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后来，鲁迅被定位于“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他其实也无愧于“先驱者”的称号。
历史时代与历史伟人是双方互塑的辩证关系，把鲁迅称为“先驱者”并跟“觉醒时代”联系起来，并不完全是借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的热播造势。
北青报：阅读鲁迅传记部分，很多史料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保姆长妈妈替少年鲁迅买到了他渴慕已久的绘图《山海经》；比如鲁迅小时候在乡下看目连戏，看到了一段《武松打虎》；比如他在海塘边跟农家孩子一起“拔草寻蛇”；比如青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曾扬鞭策马凭吊位于南京城东隅的明朝皇城遗址；还有彼时的鲁迅为了御寒，只得多吃辣椒，以至于成了嗜好等等。想知道您如何通过史料细节重塑对鲁迅认知，支撑起全书的新视角？
陈漱渝：细节提炼，需要让笔下的人物不标签化。选择和提炼语言、行动、环境诸方面的有关细节都十分重要。比如书中一开头描写鲁迅出生时，按照绍兴的习俗，家人依次给他品尝了五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象征他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先要备尝酸辛，经历磨难，最后才能品味到人生的甘甜。著名导演史践凡曾在他的代表作电视连续剧《鲁迅》第一集中采用这一细节，戏剧大师曹禺观后曾击节叫好。
在书的其他章节中，我也采用了经过缜密考证后的生动细节，以增强全书的可读性。必须强调的是，我不反对传记作品中有合理虚构，更不反对撰写小说体的鲁迅传记。但我是把我笔下的鲁迅传记作为史传来写，信而有征，既适合于青少年阅读，也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
北青报：在创作阶段，您是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的？您在写作时用了哪些叙事方式，降低阅读门槛，让更多的读者读懂鲁迅的“觉醒”？
陈漱渝：学术性的文章严谨、规范、专业，有理论依托，让知识增量，往往会是考评和晋升学术级别的依据；可读性的文章在文采、结构、叙事方面有讲究，要尽可能扩大读者面，增加学术价值的传播量。简而言之，学术是基础，可读是手段，文章的读者面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应该“长相亲”而“不相鄙”。
为了增加鲁迅传记的普及性，我在语言文字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左传》中有一句名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说：“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看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儿所不能鉴赏的东西。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我反对故作高深的文风，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把原本明白的事情说得让人糊涂。貌似高深，实为空无。
鲁迅堪称学术大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均堪称学术经典。但鲁迅从来就很重视学术普及性，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都做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有机结合，也都堪称经典。
不能以论带史，只能论从史出
北青报：《觉醒先驱者鲁迅》书中，有不少一手资料，比如周氏兄弟与胡适的历史交往；比如鲁迅去世后，陈独秀曾专门撰文指出，“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再比如鲁迅著名的小说《药》，就是经李大钊之手发表在《新青年》的，李大钊还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他们好好阅读鲁迅的作品……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群像里，您如何挖掘呈现出鲁迅独特的“觉醒之路”？
陈漱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的觉醒是一次全面性的觉醒。于作家而言，思想觉醒是灵魂，文体觉醒是躯体。在这两种觉醒的过程中，鲁迅都充当了先锋的角色。
收集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不能以论带史，只能论从史出。从西方有关著作中套用理论框架，引进一些新奇概念，再填补一些资料，就是“以论带史”的一种表现。史料载体有文字、实物、口述、图像等多种形式，我重视报刊、文集等文字史料，参与编撰《鲁迅年谱》（四卷本）时，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的主要报纸有多种，我都逐年逐月逐日地翻阅过。
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有幸接触了不少鲁迅同时代的人，如川岛、唐弢、孙用、李霁野、周扬、杨霁云、张静淑、冯至、茅盾、胡愈之、王映霞、陆晶清、曹靖华、聂绀弩等，留下了一批访谈记录和学术书信，为我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北青报：您写《鲁迅传记》，觉得他哪一段人生经历最难表现？在写作过程中，哪些内容是打磨最多的？
陈漱渝：肯定是上海时期（1927年10月至1936年10月）。这段时间，国际国内形势都风云激荡，鲁迅处在“楼台风雨中”，心情充满了愤懑——“愤”就是愤怒，“懑”就是抑郁不平。他当时的代表作有《“友邦惊诧”论》《写于深夜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第一篇集中表达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第二篇表达了他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深刻揭露，第三篇反映了左翼文化战线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上的认知分歧。作为“斗士”，鲁迅采取的是“横站”的姿态。要批评左翼内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下笔要有历史分寸感，不能把同一营垒的人物简单化、脸谱化、绝对化。
要在传记中平衡鲁迅的热血抗争和内心纠结，对传记作者的文艺把控能力要求极高。不仅需要熟悉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史，而且需要认真了解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这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对作者也是一种全方位检验。《民族魂》最近修订的版本中增写了瞿秋白、冯雪峰的部分，瞿秋白被鲁迅称为人生知己，冯雪峰被许广平誉为鲁迅研究“通人”。但他们都有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经历，当然也有历史作出的最终结论。我在书中写他们，是很下功夫的，因系增补，跟其他章节的风格也不尽一致。
以历史真实回应认知迷雾
北青报：鲁迅对美术颇有研究，他也向来重视书籍的封面设计。您的这本书封面选用橙蓝撞色的设计，既有木版画的元素，也有现代装帧元素，这样的封面设计包含怎样的思考？
陈漱渝：对于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我很满意，如果有读者欣赏，应归功于重庆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封面整体设计采用荧光橙色与蓝色相间的风格，橙色强化书名标识，蓝色强化历史深度和厚重感。鲁迅肖像在封面若隐若现，寓意几十年的时代尘烟，以及人们对鲁迅的多元化评议。书名字体参考了《新青年》杂志封面的宋体。
北青报：您希望这本书能传递怎样的现实价值？
陈漱渝：鲁迅研究属于经典作家研究，需要从历史叙事中体现现实价值，在“真实”与“有用”之间找到平衡点。谈“鲁迅的当代意义”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因为鲁迅是一位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职志的作家，而古往今来都有利益不尽相同的社会群体，导致人们对于同一现实问题有不尽相同或截然对立的看法。
为现实服务不是简单地用鲁迅的只言片语去回应某些现实问题，那是功利化的套路。我认为要以历史的真实正本清源，回应时代思潮分歧，澄清认知迷雾。置身于当下多元化语境，众声喧哗，我希望能尽力再现一位逼近历史真实的鲁迅，这本身就具有现实意义。
北青报：后续您是否还有与鲁迅相关的写作计划？对于想要深入了解鲁迅的大众读者，您推荐怎样去阅读鲁迅？
陈漱渝：我老伴多病，本人八十有五，既无学术团队，又无经费支持，不可能有什么鸿篇巨制。我只是铭记鲁迅晚年说的话：“要赶快做。”所以，但凡能挤出时间，我仍会不停地写。在无涯的学海中，我愿成为一朵小浪花，不想变成沧沫。
在鲁迅研究方面，我推荐的读物是《鲁迅全集》《鲁迅大辞典》，这都是我的案头书，感到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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