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公”与“私”
——如何重建个体写作与社会公共性的感知纽带？
钟媛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处
近三十年来，为什么我们拥有史上最多的写作者和作品，却鲜有能触动公共心灵、引发社会共振的“文学”？为什么我们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在专业领域极其聪明，却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冷漠？为什么个体意识在崛起、专业精神在确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进步），但在失去了传统道统和文学公共性后，文学中的“个人”却变成了原子化的、计算利害的“精致利己者”与找不到意义的“虚无游荡者”？“文学”难道只有退回私人化叙事、成为中产自我疗愈的产品和小群体之间的智力游戏这一条道路吗？文学的“公”与“私”在当下是否构成一个问题，或者说在哪种层面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一个个艰难却尖锐的散点发问是当下文学掩盖不了的痛处，实质却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一个现代性的整体转型问题。但无疑其中共享同一病灶：个人与国家、“我”与“我们”、文学与时代的感知在断裂，而文学失去了处理“我们如何共同生活”这个根本问题的能力，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的出路究竟要在哪里？新时代，文学何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也是每一个文学从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谁“扼杀”了公共写作？
有人问，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大谈“个人叙事”“文学叙事”为什么不存在问题？当年，舒婷在写下《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作品时，个体的尊严、爱情平等的呼唤与社会反思的诉求“人的觉醒”构成了深切互动，1980年她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时，推动朦胧诗从争议走向主流，深度参与并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与思想启蒙的潮流。她的书写中既承载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隐痛（如《一代人的呼声》），又以诗为媒，参与重构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关于人、爱与祖国的想象边界，深刻契合着八十年代“启蒙与困惑交织”的文化心理，成为连接政治解冻与人文复兴的重要文学桥梁，其影响力远超诗坛，渗透到青年文化、性别意识与公共话语之中。
舒婷仅仅是一个个案，不仅显现出八十年代文学场域的开放与张力，也体现了文学与时代同声相求、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等历史潮流的同声应和的正确实践。而这也反过来推动形成了作家、诗人、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彼时，文学既是先锋的、又是流行的，既是知识启蒙的、又是大众期待的，甚至个人情感的书写、个体经验的书写本身便是公共性的一种显现，于是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时代经验不是撕裂的、个人与时代没有嫌隙，“我”的经验便是“我们”的、“时代”的经验的一部分，我的呼唤也映照着时代的呼唤。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后来邓小平的这一精神开启了以“纯文学”观念为先导、以个体精神解放为探索的创作风尚，在现代主义观念体系激活个体精神的同时也完成了时代使命。
更远一点来说，即便是近现代，文学依然是为“新民”和“民族独立”服务的重要力量，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弃医从文以小说与杂文大声疾呼破除“旧道统”的陈腐，将个人的觉醒与国家民族的觉醒呈现于文学之中，文学成为记录并推动了“个人”从僵化沉滞的“旧制度”中解放的“火种”。
在中国古代则更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古代，文人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家族、社区、国家链条上的一环。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读书人的核心价值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修养和家国责任是统一的。文学在其中，是江山社稷的记录者与公共记忆的书写者，“文以载道”是核心。文学于“公”而言，是士大夫群体传递儒家道统、教化民众、匡正政治的工具；于“私”而言，是以诗文为沉默的民众代言（白居易的《卖炭翁》），或是在仕途受阻时抒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绪通道。其中，个人的失意天然易被转化为对公共命运的关切。文学成为连接私人情感与公共责任的唯一合法通道。程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不是这种“公学”效用的显现。
而现在“人”与“文”经历了双重“解构”后，文学失去了公共的锚点，“向内坍缩”越来越明显。随着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和平凡生活的主流化，从90年代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叙事到当下“小时代”美学，写作越来越在无物之阵中游荡，而批评界似乎也在奖励这种“小”。当个人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情感寻找公共意义，当文学完成了解构、“祛魅”与专业化、市场化和学院化，不再回答“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于是这变成了一场 “共谋的撤退”——二者互相印证、互相合法化。作家写小时代，而“我”活成小时代；“我”只活成小时代，所以作家也只能写小时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被普遍认同的公共叙事来凝聚写作者了。写作者不再相信自己能“代言”任何人，也不再有能力或意愿去把握整体性的社会结构问题，而受众也不再相信“权威”的存在，甚至怀疑“公共”本身是否存在。很显然，整个知识生产机制与社会氛围在其中都难辞其咎，因为公共领域本身已经碎片化了。
但如果客观现实如此，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难道我们要忠实于这种分裂并沉沦其中吗？难道这种现象在当下、在现在的语境中本身不构成一个问题吗？是谁“扼杀”了文学的“公共写作”功能？也许，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责任，但首要的是“承认的政治”。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并承认这已构成一个问题。
二、“大文学观”如何重建文学公共性？
如果承认了这是个问题，那紧接着便亟需“观念”的转变与行动的实践。实际上，“大文学观”的提出，便是一种介入姿态的话语探索，也是是一次关于文学何为、文学何去的集体反思，更是植根于深刻现实困境与媒介变革中的“自我拯救”。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一系列颠覆性变化，我们首先需要找到我们的时代命题。如果一味退守个人或作为小圈子内的文学交往，文学也在丧失其作为公共之物的力量。“退守个人”固然不失为一种理性策略，因为对外部的公共责任保持一种优雅的、不投入的姿态便不会有风险。这种情况在过去三十年不断演化，但当下形势与时代在倒逼——媒介技术革命已经横扫整个文坛，从“印刷文明”“工业文明”一跃进入了“数字信息文明”，创作主体不再是少数精英或作家的专利，“素人写作”借助网络平台，让文学从职业回归为一种生活，文学正在从“小而精”走向“大而杂”。我们要明白，“大文学观”的提出在现实逻辑上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是试图解决真问题、应对真挑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元对立，而是强调扩展。正如上面我们在提出文学究竟是“公学”还是“私学”的“当下之问”时一样，目的不是回到那种道德教化工具、国家意识形态附庸或思想控制的传声筒，而是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公共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重回文学的“公学之维”，不是让文学重新跪倒在任何一种“道”的脚下，而是让文学重新长出联结的能力——联结个人的痛与公共的结构，联结一个人的眼泪与千万人的命运。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公”不是“私”的对立面，而是“私”的更高实现形式。同样，“大文学观”的使命在于找到一种既不放弃纯文学在语言、形式探索上的成果，又能有力介入现实的辩证路径。
那么，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命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如果说古代文人有“道统”，近代作家有“救亡与启蒙”，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命题？这样的思考需要我们在这个时代语境中重新提出。私以为，这个时代需要文学重新发挥出文学建构与重构的力量。曾经的文学因“解构”与批判而融入彼时，而当下需要“文化”与“文学”给予人民精神困境以力量、给予分散的个体以“凝聚”与“共识”，当然，这不是要求每个作家都写宏大题材，而是要有意识地将个人经验置于社会结构中考量。我们有必要重提“文以载道”——不是载旧道，而是载“联结之道”。让文学成为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之间的血肉纽带，这是当代写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需要观念革新与写作伦理的调整。写作者需要意识到个人就是最小的公共单位。当一位作家选择只写个人的“小确幸”“小烦恼”“小欲望”时，他是在行使创作自由，还是在逃避公共责任？一个写作者，如果只是将作品放在抽屉里，面向自我，那这时文学可以完全漫无边际地展现自我与“私域”；如果一个写作者将个人作品投向了公众能见的视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已经带有面向“公域”的特征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每个写作个体都应思考个体写作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须要讨论辨析。其次，我们也应意识到“跨界叙事”是一种必然趋势，从“小圈子”走向“公共对话”也是“大文学观”下的必然命题。一方面，多媒体的转化与融合发展已是流行趋势，很多已经破圈的文学作品正好也是借此东风。另一方面，近十年来，梁鸿的《梁庄》、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等非虚构作品的成功证明，文学的“跨界叙事”要求作家走向生活，进入工地、学校、乡村、流水线，直接处理公共问题，但方式可以是个体的、叙事的，而不意外着必然宏大空泛。文学需要吸收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视野，破除专业主义的局限，同时文学奖、刊物、批评家也需要投入公共议题，不能再是圈子内的相互吹捧。这是一个系统的重构过程，但每一小点的努力都作算。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建一整套“文学—制度—情感”之间的有效的转化机制。质言之，让文学重回“公学”的唯一道路，不是回避分裂，而是直面分裂——把个人与国家、社会、时代之间的张力作为写作的核心母题。不是以空泛的口号大声疾呼“我代表人民”，而是去写作为一个个体的“我”以及“我”的个人经验，是如何被社会结构生产出来的，是如何进入一个集体与民族的整体进程中的。总之，让文学重新成为个人与他者、集体之间的血肉纽带，这不是怀旧，而是自救——因为一个只有精致利己者、没有公共关怀的社会，最终会让每一个利己者都活在薄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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