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创刊号
作者与杨匡汉（右）
2026年7月11日晚11点，突然接到杨志学发来的微信：“刚刚从匡满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匡汉老师因心衰于今天晚上过世了。”这一消息，令我十分震惊。我知道匡汉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心脏病，后来还装了心脏起搏器，但近来情况稳定。春节期间我和夫人曾去华威西里看望他，并一起吃了饭。5月4日，他还在微信中给我传来一张他在家中客厅拍的照片。我当即给他回复：“匡汉，这张照片好，特别精神！”怎能想到这竟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微信交流呢！
我和匡汉是1980年秋天在全国诗歌理论座谈会即定福庄诗会上认识的。匡汉性格内敛、为人稳健，发言不像谢冕、孙绍振、钟文和我那么激进，但我知道他对当代青年诗人的探索是支持的。他在《诗刊》1980年第4期发表的《春天来了，该换衣服了》那篇文章便是明证。此文题目就带有浓重诗意，指的是诗的形式要从僵化的套路中解脱出来。因为对当时诗坛的看法相近，年龄相近，他只比我大两岁，我们很快便成为朋友，从此结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
匡汉为诗坛瞩目，是197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与杨匡满合著的《战士与诗人郭小川》。此书是研究郭小川的第一部专著，在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时代，影响甚大。1979年11月，匡汉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当代室诗歌组的工作，从此诗歌研究就成了他的“主业”。1980年4月，匡汉到南宁参加全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会上《星星》诗刊主编白航带来一组拟在该刊发表的顾城诗歌的清样在会上散发，引起热烈的争论。会议结束的头天晚上，匡汉与张炯、谢冕、晓雪、雁翼、白航等人在南宁公园一边散步，一边交流创办一个全国性诗歌理论刊物的设想。谈到刊物的名称，众人七嘴八舌，议而不决。此时诗人雁翼冒出一句：“就叫‘诗探索’，如何？”这个简洁、响亮、体现刊物创新精神的名字，立即得到大家的认同。
南宁会议之后，创办《诗探索》一事便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炯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刚成立不久，既无办公地点，也无经费，张炯只好在崇文门东大街的中国社科院招待所借了间简陋的地下室召开《诗探索》首次编委会。会上，匡汉被任命为《诗探索》副主编，就此开始了数十年对《诗探索》的守护与奉献。
《诗探索》创刊之初，主编谢冕即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我们需要探索》这篇宣示《诗探索》办刊主旨的文章，提出：“我们将在《诗探索》上体现各种不同观点的交锋，我们将欢迎并发表对本刊文章以及本刊以外的文章包括本刊编委著述在内的讨论、批评。我们鼓励说理的批评，更鼓励说理的反批评，我们希望经常保持一种不同意见自由论战的热烈局面。”作为《诗探索》的操盘者，匡汉把谢冕的主张落实在编辑工作中。在《诗探索》创刊号“新诗发展问题探讨”的栏目中，征得谢冕的同意，在发表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的同时，又发表了丁慨然的《“新的崛起”及其它——与谢冕同志商榷》及单占生的《新诗的道路越走越窄吗？》两篇批评文章。纵观期刊史，在创刊号上即发表批评主编的文章，实不多见。
草创时期的《诗探索》不仅在资源上、经费上、人力上有困难，而且由于编委会内部对当时青年诗人的探索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作为主持常务编辑工作的匡汉便常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于一些意见不一致的稿子，他往往骑上自行车到主编谢冕处和副主编丁力处两头跑，向他们说明相关情况，并尽力做一些协调工作。
记得1980年的深秋，我去看望他。那时中国社科院房子紧张，匡汉属于借调人员，分房轮不上他，暂住在日坛路6号文学所当代室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屋角摆着一张单人床，前面是一张办公桌，侧面是一个公文柜。那就是他临时的家，也是《诗探索》编辑部所在地。《诗探索》1980年第1期封底上印的“编辑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日坛路6号）”，指的就是此处。《诗探索》没有专职编制，从主编起，都是兼职。匡汉是个光杆副司令，手下没有兵。他只好请了当时文学所的几位同事刘士杰、刘福春、楼肇明、雷业洪，以及在文学所进修的王光明帮忙。当时主编谢冕和另一位副主编丁力各有一摊事，又离得很远，因此《诗探索》的实际编务全落在匡汉身上。我见到匡汉的时候，他正在为《诗探索》封面设计着急，问我是否认识美术界的朋友，请他为《诗探索》设计一个封面。我认识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画家朋友，便去找他，未遇，留下了一封信，说明相关情况。但这位画家由于太忙而无法承担。之后匡汉又通过其他关系，请诗人与出版家曹辛之为《诗探索》设计了庄重、大方的封面，在创刊号上推出，并一直沿用了12期。
在匡汉的紧张操劳下，《诗探索》终于如主编谢冕希望的那样，赶在1980年诞生了。《诗探索》创办初期，我是刊物的作者之一。我把自己在定福庄诗会上的发言，整理出《诗歌现代化刍议》一文，交给了匡汉。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视“西方现代派”为洪水猛兽，他怕我的原题目让人产生“鼓吹现代派”的印象，便亲手把题目改为《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内容则一字未动，在《诗探索》1981年第2期刊出。在那个时代，匡汉始终把推出青年诗人的探索性作品作为《诗探索》的主要任务。他知道我与朦胧诗派诗人江河联系密切，便让他身边的朋友约我为江河写了两篇评论。一篇是评江河诗《让我们一起奔腾吧——献给变革者的歌》，发在《诗探索》1981年第4期“新探索”栏目中；一篇是对江河诗的综论《追求诗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诗》，发在《诗探索》总第10期上。
我与《诗探索》的关系由作者转换为编辑，是在1983年。先是5月份匡汉当面提出请我协助编《诗探索》一事；接着6月份我又收到主编谢冕来信，聘我为《诗探索》编辑。信的最后说：“诗歌的未来靠我们奋斗，我期望你能欣然同意。”匡汉与谢冕的诚恳邀请，我当然不能谢绝。于是我便在1983年6月16日到日坛路6号上任了。我以前没有任何编辑工作经验，编《诗探索》完全是匡汉手把手教会的。当时《诗探索》1983年第1期已编好，匡汉让我接手编的是1983年第2期，这期总字数是16万字。匡汉指导我如何设计专栏，如何在通读稿子后，把文章纳入相关专栏。他还教我如何妥善修改作者的稿件：在政治性把关的基础上，对科学性、史料性的错误，对文理不通及用字不规范之处，有一处是一处，必改；至于文中可改可不改之处，则不一定改，因为作者大多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你给他改了，他反而不高兴。另外，他还讲了来稿与约稿的关系，办刊物主要依靠来稿，又不能只靠来稿，必要时要根据当前文坛动向、主编思路和栏目设计去主动约稿，这样刊物才会有个性，才能引领潮流。而约稿对象的选择要慎重，要了解他的学术根柢和主攻方向。约稿不用，有时会给编辑工作造成被动。正是在匡汉传授的编辑经验的指导下，我以责任编辑身份编好了《诗探索》总第11期、12期，分别于1984年11月和1985年9月出版。总第13期我也已编好，但终因经济因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无力承担相关费用，《诗探索》到1986年停刊，已编好的总第13期也就胎死腹中了。
匡汉指导我编辑《诗探索》总第11期、12期、13期的时候，实际也是他面临生活上困难最大的时期。由于是“借调”，文学所没有给匡汉发工资。时间一长，内蒙古方面不干了，停发了他的工资，让他找文学所解决，弄得匡汉十分狼狈。那几年，他与妻子李桂芳分居两地，没人照顾，身体状况很糟糕。1984年7月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上星期五半夜特感不适，心搏异常，呕吐不止，好不容易熬到早晨，结果进医院检查，心电图的情况很不好，确诊为冠心病，房颤，医生强令我休息。这样，我成了随时携带硝酸甘油的人了。这种局面并非意外，多年来吃的是草，受的是挤，卖的是血之所致。我等病稳定一下即易地休养。这两天干躺着，特别寂寞……”接到匡汉这封信，我心情很沉重。自1980年以来，他其实是在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困难与生存压力下去默默守候《诗探索》的。幸好几年后，匡汉终于正式调进了文学所，妻子李桂芳也来到北京，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工作。有了李桂芳的陪伴与照顾，匡汉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
1994年，停刊8年的《诗探索》在《诗探索》同仁的努力下终于复刊。我负责常务编辑工作。每当把新的一辑稿件汇齐以后，我都会带上稿子到匡汉家“办公”，与他逐篇讨论、定稿。记得有一次天降大雪，我骑着自行车，由我当时所住的芳草地西街，前往匡汉所住的南方庄。马路上雪厚湿滑，到他家时，帽子、裤脚、棉鞋全湿了。他夫人李桂芳见状，忙招呼我坐下，给我沏上了一碗姜糖水，还递上热毛巾让我焐手、擦脸。至于由于工作关系，赶上饭口，匡汉与桂芳更是不容推辞，强留吃饭，说不清有多少回了。
匡汉妻子李桂芳三年前逝世。匡汉由于股骨头受伤，只能坐轮椅，行动不便。2025年《诗探索》开编委会，他不能到场，但还是写了一份书面发言：“《诗探索》快45岁了，已越办越成熟，在诗界影响日隆，甚可欣慰。同仁们把生命中最黄金的岁月，化成了青少年成长和国家文化发展最需要的雨水与土壤。这是最值得自豪和自信的。在新的季节，我以为需要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认真反思自己哪些不足并加以改进。”匡汉在《诗探索》编委会上的最后一次发言，字字句句表达了对《诗探索》真切的爱，寄托着对《诗探索》同仁最殷切的希望。
2026年7月15日，我到八宝山参加了匡汉的告别仪式。我代表《诗探索》编辑部拟了一副挽联：“用诗歌之光洞彻万物，一生追求真善美；以诗歌之美造就人生，俯仰无愧天地人。”现抄在这里，以送匡汉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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