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星爷记》系张清华“乡野杂记”专栏第五篇，记述了主人公世星爷传奇的一生——他从关外归来，散尽财富，隐入平凡；屡次创业，皆因重情轻财而失败；养子早亡，老伴病逝，他最终在桥下无疾而终，虽无亲族送终，却有众人吊唁。他不求富贵，只图“解闷”，以豁达和信义待人，活成了乡人心中真正的智者与传奇。
星爷记（节选）
文丨张清华
二十五岁的星爷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后面是他胸脯高耸的娘们，绾着漂亮的发髻，手里拿着双枪，双枪闪着寒冷而乌亮的光。他从兵荒马乱的关外回来，回到他从未谋面的老家。那时他年轻而帅气，目光炯炯，身穿马褂，脚蹬皮靴，他的娘们双手搂着他的腰，紧紧贴在他的后身，她浑圆的屁股耸在马背上面，让人看着艳羡得眼晕。
此星爷不是彼“星爷”，和我们的星爷比，港派的星爷显得有几分轻了，型号不够。我们的星爷身材高大，粗犷中透着高贵，就气质而言，更像是“发哥”——《上海滩》里的周润发。他一直到老年还保留着一头浓密的卷发，妥妥地朝后方梳着，灰白中依稀可以见出当年的风采。
这些情景当然是别人告诉我的，其中有我祖母的讲述。但在她老人家的版本里，星爷是在关外当了多年土匪之后，突然醒悟，江湖险恶，不如金盆洗手，他就把山寨里土匪老大的小老婆带出来了。他们俩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当初回到村里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只有少数几个族人看到了他威而飒的样子。但第二天，他就换了打扮，与他换上农妇衣服的压寨夫人，一起过起了低调的农家生活。
星爷是见过世面的人，人大气，不惜财，回到老家后，把随身带来的好东西，尽行散与了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要送上银圆两块，遇到落难或逃荒要饭的穷人，他要钱物接济。自己则入乡随俗，粗茶淡饭，慢慢地家道就与常人无异了。甚至连那一口关东腔，也慢慢改成了本地话，改当然是不彻底的，本乡话夹杂着关东味，是好听又质朴的“杂拌腔儿”。
因此解放那会儿，他也就被定成了贫农，因为家里没什么地，三间旧屋子里也没多少像样的家当。虽然有人揭发他当过土匪，家里埋着金条，手里还有枪，但查无实据。他原来手里有的一点钱财，早都散尽，加上他回来后一直忠厚为人，凡事从不出头，除了说话的腔调还有点儿外乡味，别的方面早已泯然众人矣，这些事儿就渐渐被淡忘了。
惊世骇俗的星爷，最终变成了普通的星爷。为啥这样说？“星爷”是我单独为他起的名号，他实际的官名叫作李世星。这个“世”字辈在村里属辈分高的，所以年轻人一般都叫“爷”。“爷”在我们那里并不特别表示“权威”的意思，不似官面上，尤其老北京人所理解的，凡有地位的能人、高人和牛人，旗人中有资历的人，统统叫“爷”，如《茶馆》里的“松二爷”和“常四爷”。在我们老家只是严格按照辈分，“爷”就是“爷爷”的简称，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有的地方也管“爹”叫“爷”，犹如古人所称的“爷娘”，但声调是往上走的；“爷爷”的这个“爷”，是平声（音“耶”），仅限于称呼祖父。所以，通常规范的叫法应该是“世星爷爷”，而不是“星爷”，“星爷”是我自作主张给他起的名号，以便于讲述他的故事。事实上，到九十年代港版的星爷火爆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的星爷已到了风烛残年，几乎已被乡人遗忘干净了。
先说说世星爷在关外的历史，这要从他父亲说起。他的父亲李振铮原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轧棉花的手艺人，从小父母双亡，像一只小流浪猫一样，靠四邻接济长大。天可怜见，他长成以后，居然五大三粗，相貌堂堂，更兼身强力壮。有一年他正在街边轧棉花，被一个路过的外乡人看中，那人看着他壮硕的身形，不凡的相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刹住胶轮马车，问他，年轻人，你想不想发财？这振铮爷便说，想啊，怎么不想？外乡人又问，想不想娶媳妇？振铮爷又说，太想啦！那你愿不愿跟我走？愿意啊！说完振铮爷便被他带走了。
原来那人是关外来做山参和皮货生意的。他赶着一辆胶轮大马车，做完一大宗买卖之后，正在回关外的路上。看样子家里生意好，但缺人手。那振铮爷原是孤儿一个，也就不用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跟上他的马车，连手上的活计和木制的轧花机都不要了，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这一走就再没回来过，他后来做了那位皮货商的上门女婿，然后生了他的独子，也就是后来的世星爷。
世星爷经历了什么？村里人都是道听途说，我是从奶奶的口中断续知道的。我奶奶又为何知晓？是因为我祖父也闯过关东，只是没有待住，他坚持了七年之后，居然又回来了。祖父比世星爷大十岁左右，他随我的曾祖父一起去的吉林长白山，先在那里挖人参，做山货生意，后来赔了本儿，中间有三年还流落到了朝鲜，在那儿种了三年菜园子。时间我推算出来了，祖父是生于1908年，他十八岁闯关东，应该是1926年，回来时是1933年，我父亲于次年出生。想来如果他老人家不回来，也就没有我们这一支了。祖父说，日本人来了之后，兵荒马乱，就不敢待了。回来是对的，此属别一话茬，但不管怎么说，我奶奶关于关东的故事，应该是最权威的。
奶奶说，世星爷的父亲李振铮随皮货商到了关外之后，因为人忠厚老实，长得又体面，就做了上门女婿。那皮货商大概是姓范，在本地和外埠都有些买卖，日子过得殷实，但美中不足是膝下无儿，只有三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其中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在读书，只有大女儿已到了及笄之年，尚未婚配。本地的一些富户人家，虽多有来提亲的，但这老范也是挑剔，想着须找一个人品可靠的好后生，最后入赘范家，免得他日后无人继承家业，晚年落个孤老之身。如此，这振铮爷正是理想人选。入赘后，很快就有了一个男孩，跟着范家姓，而振铮爷又坚持按这边老家辈给孩子分取了谱名，就叫范世星。一家人欢天喜地，大宴宾客，庆幸终于有了传人。
但好景不长，这世星长到十岁的时候，日本人来了。他们所到之处，除了烧杀抢掠，就是并村联户，对中国人加强管制。范老板的生意就难做了，坚持了几年，家中渐渐断了财路。有那狡猾伶俐的，去投靠日本人，而范老板却不擅长这一套，就打算关门歇业。但一大家人总要吃饭，怎么办？便盘算着寻机回关内，回山东老家。他的老家应该是昌乐一带，离我们并不算远，所以就送回信来，让这边的亲朋准备接应。但就在那会儿，范老板的小女儿忽得病夭折，二女儿被沈阳城里的一群二鬼子强暴，受辱后不堪承受，疯掉了。一个姑娘家每日衣不蔽体，满街乱窜，这老范悲伤之下，一口气没上来，居然吐血而死。振铮爷那时又有了两个女儿，本指望他的老大世星能够好好读书，现在突然日子艰难，有了穷途末路的感觉，便让世星辍了学。
十六岁的世星爷刚好到了血气方刚的年纪，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变故。他在家里窝了大半年，眼看家里快断粮了，父亲独木难支，外祖母体弱多病，一家人朝不保夕，便悄悄溜了出去。
世星爷去了哪里？好像没人能说得清，除了我祖母。她综合了所有线索，给我讲了这一段故事。世星爷先去了沈阳城，想求学，可学业早已中断数年，且身无分文，哪有人可能收容他？想找活儿干，得去挖矿，那是送命的买卖。混了数月，实在没有什么生计，就给人去拉洋车。一个清秀的孩子早已是衣衫褴褛乌眉皂眼了。有一天，一个坐车的人突然问他，想不想吃饱饭？他说，当然想啊。那人说，想就跟我走。
有人说命运是会遗传的，世星爷与他爹当年的际遇何其相似，于是他就跟着那人走了。初时是顺着辽河往上游走，后来便走进了山里；再走就进了老林子了，山深处，忽然有了营地，有了拿枪的人。世星爷初时很害怕，想，难不成是来了土匪窝？那人告诉他，不要怕，这里是抗日的队伍。一说是抗日的，世星爷不害怕了。世星爷问，该怎么称呼您？那人说，我姓马，你就叫我马总，叫老马、马老大也行。
世星爷的活儿是给那个马总当随从，给他打扫卫生，端茶倒水，打打下手，看他倒腾烟土、鹿茸、人参等值钱物，偶尔也看他搞女人，自己只在外面站岗，或牵马坠镫。马总一直没有给世星爷发过枪，直到有一天，一场大雪封山，他说要让他随自己出趟门儿。临出门，马总说出门不会打枪不行，便随手扔给他一支匣子枪。关外人称这个叫“盒子炮”，马总带他来到一片雪地，指着远处树上的一只黑色的老鸹，说，瞧着，手一挥，枪响了，那树上本来东张西望的一只乌鸦应声落地。世星爷接过枪，瞄了半天，不知冲哪儿下手，便堆了一个雪人，把一只酒瓶子放到上面练习。等到弹夹里的子弹差不多被他打光的时候，他也终于一枪把瓶子打碎了。
马总就带他下山，还是倒腾货物赚钱，每次经历都大差不差，偶尔也会给他些好处。有一次，马总还带他去逛了一次窑子，说要让他尝尝女人的滋味，但世星爷却笑着摇头。他并非纯然羞涩和洁身自好，而是心里惦记着山上的玉珍三嫂。这玉珍三嫂是马总的女人，年纪也就二十左右，虽然被叫作三嫂，但马总在山上实际只有这一个女人。他对这女人非常好，从不虐待打骂。世星爷也隐约知道，这玉珍并非马总抢来的女人，而是他的一个江湖兄弟临死前托付给他的。兄弟的原话是，可以做女儿，长大些也可以填房，只要对她好就行。马总便有了一个含糊的定位，先做女儿，稍大后再做媳妇。这玉珍不称他马总，也不称其为男人，一直叫马叔，总之还像个姑娘家家的样子。她平时对世星爷好，马总也不生气，他还说，“乱世不用家法”，反倒对世星爷也有些当儿子看待了。还嘱咐他，说哪天如果我不在了，你负责照看好玉珍。他越这样说，世星爷就越是暗下决心要忠诚于他，决不能做对不起马总的事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一次马总下山前要求下属大转移，说世道要变了，日本人败了，他们在这一带也待不成了。临下山前，他让世星爷、玉珍和几个心腹兄弟做接应准备，说等他回来一起走。但不想三天后，山下来信说马总中枪，快不行了。让玉珍和世星爷下山去见一面，其他人赶紧转移。这世星爷和玉珍眼里含着泪，跌跌撞撞下得山来，走了几十里山路，在一户农家的炕上看到了早已咽气的马总。原来他这次下山是想接收一批日本人的枪械，但不想遇到了苏联人，他们的“马克沁”重机枪扫过来，马总的几个随从当即都被撕碎了，一颗弹丸穿透他身边的护卫之后又打入了他的腹腔，肠子立马就流出来了。剩余的一两个随从在被俘虏走之前，给了本地老乡一包银圆，让他们上山报信。
这就是世星爷回老家之前的故事。我基本是听祖母说的，有些关节是凭着我一点推理能力给连缀起来的。当然，在世星爷晚年我也部分地向他本人求证过，基本是这样。
世星爷与玉珍三嫂将马总的尸首驮回山上，山上早已空无一人，两个人顾不得哭泣，拣个向阳的山坡将他埋了。然后把玉珍自己私藏在石缝里的一包细软带上，不敢久留，连夜下山，他们绕道西南的山坳，在一家马车店里买了一匹高头大马，骑上就往家里奔。两个谁也没说，但都心知肚明，早已是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他们就像多年的夫妻一样，女人紧紧搂定男人，骑在马上一路飞奔。他们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辽河边上的二道河子镇，自己阔别几年的家。世星爷本还想着见到爹娘时跪倒在他们跟前，诉说一下这些年的遭际，但不想那镇子早已是一片瓦砾，除了断垣残壁，哪里还有半个人影。世星爷见此情境，也顾不得哭泣，两个再不回头，快马加鞭奔向山东老家。
三年后，我们老家一带也已解放，世星爷此前的故事，也就全然变成了坊间的隐秘传说。
五十年代的世星爷还在壮年，但不知为何却不曾生得一男半女。六十年代，他已四十出头了，眼看膝下无子，便过继了远房叔伯哥哥的一个男孩，小名老海，大名叫李红标。这个红标与我小学同学，是个高个儿且早熟的孩子，他在世星爷手里，从小可谓掌上明珠，格外受宠。记得在我们班里，他是第一个买红球衣的，火红色的球衣。那时如果谁能够买一件制式的红色或蓝色球衣，穿上到学校，那一定是最洋气、最招眼、最让人羡慕，也最受女同学青睐的。红标不只是第一个穿红球衣的，还是第一个穿红色线绒裤和“回力牌”球鞋的。在所有孩子都穿农家布鞋和黑色老棉裤的年代，红标第一个穿上了洁白的高帮球鞋，还特意把红绒裤露出裤腿儿。那种装扮现在想来或许会有点好笑，但放在1974年，却让人有不可思议的惊艳感，俩字儿——洋气，用现在的话说，叫作“飒”。
红标当然也传承了世星爷的优点，就是大方。他口袋里永远有各种零食，还喜欢与所有人分享。从每年的正月里到二月二“龙抬头”，他的口袋里都会有软枣、瓜子、花生、蝎豆，不管多少，只要向他开口者，都有份儿。除了清明节，他没有那么多煮鸡蛋可以分，但他会在学校旁边的大柳树上，义务为大家扎起一个秋千，让大家尽情玩耍，他则在一旁负责推送。到秋冬，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分享的时候，他就拿来地瓜干，在教室的火炉上烘烤，烤熟了再分给大家。用现在的话说，他妥妥一个“大暖男”。
但谁也没有想到，红标会成为世星爷永远的痛。1977年，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如期考入了公社高中，那考试之简单，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即便如此，红标也落榜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红标会落榜，因为从小学到初中，他总是班里的人物，要么是劳动委员，要么是体育委员，最后还是副班长，要说功课，好像也从没有落在后面过，为啥会连个社办高中都没有考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从心眼里不愿意再上学了，至于原因——居然是他比我们更早熟，有人说他在初中时就开始“想媳妇”了。那时我们都还是懵懂麻木、情窦未开的小屁孩，而他却早已开始抹雪花膏，用“香波”洗头，用小梳子梳头发了。后来他也确乎变成了我们村最早开上摩托车的骑手，车后面也最早坐上了戴“麦克镜”的姑娘。在八十年代初，他成为我们那一代中时髦青年的范本。我在济南上大学时，就曾见到他骑摩托来济南跑生意的风采。
但不期，玩上了摩托的红标，却在第二年出了车祸。具体原因我说不详细，只是大概听说，他是在贩鱼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雾天，在结冰的路段不慎摔倒，并恰好滑到了一辆疾驰的卡车下面，被后轮从腰部碾过。可怜他二十刚冒头儿，媳妇还没有娶到家，就这么夭折了。
说到贩鱼生意，需要交代一下。我们老家原本是一个湖区，七八十年代之交，因为上游来了大量工业废水，湖水遭到污染，鱼虾逐渐绝迹。但这一带打鱼做鱼吃鱼的风习，却没有就此完结，聪明的湖区人就开始往北乡和相邻的县里走，那边的河流和水泽未曾污染，且因为地势低洼而盛产鱼类，可那边的人却是不善渔猎。于是我们老家的人就开始去那边捕鱼和贩鱼，并在污水横流的湖边，渐渐聚集起了一个巨大的鱼货市场。每天这些骑手就骑着摩托，带着鱼篓，往来于数十公里外的渔获产地搬运着。但那时，这数十公里的道路非常崎岖和泥泞，而骑手们通常不得不起早贪黑，因为担心渔获折损，一旦失鲜，就会赔掉本钱，所以都玩命地跑，隔三差五便有事故，乃至车祸。
第一批玩摩托的人，后来差不多都折损干净了，但红标却是我最心痛的，因为我俩曾玩得非常好，小学时我们曾一起玩打瓦游戏，一起荡秋千，一起在校文艺宣传队说“三句半”；初中时，我们曾一起给学校刨水渠、种玉米、捡麦穗。记得我上大学之初，我们还曾通过信件，但后来就渐渐断了音信，直到听说他出事。
最悲戚的是世星爷。他把前半生的积累，后半生的希望，都花费和寄托在了红标身上，不承想却让他落了一场空，白发人送黑发人，可以想见其凄惨。六十多岁的他，本来可以享享清福抱上孙子了，却还拼命地干活和设法挣钱，一切都是想让他的后代过得更好，可没想到这宝贝养子，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当然很快成为别人家的新娘，他又落了个孤家寡人。
就在红标出事那会儿，他早已做起了木器加工厂。我们那一带有久远的木作传统，民间工匠众多。日子最艰难的时候，家里有木工的，都过得很好。七十年代的政策一直限制乡村人口流动，像卞生，就曾因为外出超过一个月，被作为“流窜犯”押回了村子。而如果是作为木工外出，则会免于这种处分。也就是说，即便在最严苛的年代，木匠也是一个可以合法流动的手艺人身份，因为城里人也需要打制家具，没有乡下的木匠来城里做活，他们用什么？所以当初世星爷租用了公社里废弃的肉食站——也就是曾经的杀猪场——改作“木兰花家具厂”的时候，就非常顺利。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百废俱兴，他的家具厂也就一下兴旺起来了。
世星爷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脑子特别活。除了本地匠人，他特地从南方招来了几个木工师傅，他们了解城市里的家具新潮流，因此产品非常受欢迎。那时年轻人已逐渐不满足于“写字台”“高低柜”“大立橱”这样几大件，而是开始喜欢一种格调高雅、城市气息浓厚的“多功能组合柜”，组合柜不只占地小，利用率高，关键是款式新潮，适合刚刚起步的城市化潮流。所以，世星爷的“木兰花”牌家具很快就打开了市场，世星爷也很快就见了钱。老爷子买了一辆二手的日产尼桑轿车，手包一拿，墨镜一戴，出入有了车马，模样看起来更俨然一个大老板的气派。
但世星爷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心软。人家来买家具的，拐弯抹角找到亲朋关系，他便打折；有的关系比较硬，或是有点权力背景的，要“签单”挂账，他也无有不应。在乡村，说到底大家无不是亲戚街坊，几乎没有找不到关系的，所以他这生意也就难做了。记得有一年，我单位的一个兄弟找我说，年底要结婚，媳妇看上了“木兰花”牌的组合柜，知道是我老家出品，就让我带着去厂子里订货。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我帮他砍价。我那时也正年轻幼稚，便很想露个脸，于是我们俩就坐了长途车，从市里回到县里，再从父母处骑了自行车去乡里的家具厂。那是我在离乡多年后再次见到世星爷，他半天没认出我，但我一说爷爷和父亲的名号，他马上就热情得不行。我的同事砍价毫不嘴软，一千六的一套家具，他直接还价一千二，世星爷二话没说，一口答应。说，乡里乡亲的，啥钱不钱的，娶媳妇要紧，哈，手里有钱就给我，没钱就先打个条子。说罢就要带我们去隔壁饭店吃午饭，说爷们儿好多年不见，好不容易来了，中午一起喝几杯。我们一看这情形，哪里还好意思住下吃饭，就推说还有别的事儿，有点像做贼似的落荒而逃。
此是我亲身经历。由此便知道世星爷天生不是做买卖的料。他一肚子诚实厚道，不会坑蒙拐骗，不会两面三刀，怎么挣钱？这样几年下来，虽然他的产品十分畅销，但却开始赔钱了，卖得越好积攒的债就越多。因为木料在迅速涨价，人工也越来越贵，他的利润空间就越来越小。有好些账目一旦过上一年半载，人家便有种种借口，就更不容易要回来。渐渐地，他的心劲儿就消了。
正在这节骨眼儿上，红标出了事。他本来是要让红标继承家业，接手这家具厂的，奈何红标对木匠活儿完全没兴趣，一心只想玩摩托挣快钱。不期遇到祸事，世星爷那挺拔的腰身，一下子就塌架了，一夜之间，他的须发全白，眉宇间那股子精神头，也一下散得无影无踪。我因为知道消息晚，没有在现场，只听说世星爷看到红标车祸后的惨象时，叫了一声“我那无福的孩子啊！”一下子就昏了过去。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他的木兰花家具厂，一把火点着了所有的木料、成品，堆积如山的木屑刨花，还有那台半新不旧的尼桑，且不准别人打119救火。他要表达再不挣扎努力的决绝之心，要把余生的希望、财富和生活的意义，一把火烧个干净。
过了两三年，世星爷渐渐从悲伤中复苏过来。日子还要过，天可怜见，他的身子骨还没有完全倒架。而且要命的是，他那些被欠的债是要不回也不想要了，可是他欠别人的债却逃不脱，人家还在日日催逼。毕竟近七十岁的人了，他还要吃饭，还要让他的老伴儿有可依靠的晚年。所以他又不得不盘算新的买卖。
可是做啥呢？他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他看上了小清河南岸与张北铁路西侧的一个夹角里的一片洼地。这片洼地也是我童年的一个梦境般的去处。先说这里有啥，有一座废弃的水泥桥，那是日本人侵华时期修的，后来被炸掉，但桥上的水泥梁还在，横七竖八地躺在一条废弃的铁路路基上。我们童年经常在这里玩“地道战”游戏，小孩子爬进去，黑漆漆的，七拐八拐，连自己也不知道钻到哪里，还能不能出得来。记得我有一次就退不出来了，爬进去时容易，但往外退时就觉得尺寸不对了，想用手抠挖身下的泥土，可那是混合了沙子和石灰的夯土，跟石头一样硬，手指甲哪里挖得动。大声呼喊小朋友的名字，但只能听到水泥预制板中震耳的嗡嗡声。无奈只好再往黑暗的深处爬行，最后直到筋疲力尽，才侥幸从另一头找到了一个缺口。爬出来后，才有了什么是“地下”“黑暗”和“死亡”的概念。以后这种游戏，打死我也不敢再玩了。
还有一座土筑的高坡，那是冬季民兵训练和打靶的地方，那座土坡上埋藏了许多子弹头儿，下过雨后每每可以看到亮闪闪的红铜弹头。若捡得多了，可以拿去供销社卖，所以也是小朋友们时常光顾的地方。那里还是一座古老的坟场，全是无主的荒坟，有一次我们在那一带玩耍，亲眼看见了一个砖砌的墓穴，因为塌陷露出了一个洞口，顺着洞口往里，我们看到了瘆人的一幕：在一堆白骨边上，有一窝青黄色的鲇鱼，大小应该有十几条，聚集在一起，而鲇鱼的旁边，是一条盘着的大花蛇，蛇的颜色呈深褐色，背上有瘆人的红黄两色的花纹，鱼蛇一窝，居然相安无事地挤在一起，一股阴森之气透出来，让我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这里在春夏时节，一直到深秋，都会长满一种野菊花，开满了紫色的花朵。那时我还不知道这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紫云英”，只是觉得它美得让人窒息，上中学时我知道了一个词，叫作“美轮美奂”，大概只有用这个词，才能形容它的美。我甚至在某一个时期，因为去县一中上学，每次经过这片野花盛放的洼地，都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莫名伤感，觉得自己被那耀眼的紫色灼伤。碧绿的草叶、绛紫的花瓣、金黄的花蕊，还有飞舞的野蜂群，让青春期的我每次经过那里都有一种梦境般的恍惚、不可名状的惆怅，直到多年后，我的梦中还常常出现那片开满紫云英的野地。
世星爷也看上了这片野地。但他不是出自诗意的怀想，而是因为这里一直无主撂荒，他决定盘下来。他贷了款，雇了大型挖掘机，硬是在这片泛着盐碱、散布着坟头的荒地上挖出了一个巨大的水塘。水塘少说也有百十来亩，看上去不说一望无际，也堪称碧波荡漾，野花和荒草不见了，只剩了一片青绿色泛着迷人波光的水面。真的没想到，在我们那荒蛮寥落的故乡，还有这么美的水面。世星爷看着这水塘，心里又泛起了希望，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加了一圈水泥板，将泥岸围拢起来，他要在这里养螃蟹和王八。
世星爷真不愧是一个有梦想、有胆略的人，凡他做事，必有模有样。他在水塘里栽上了莲藕，在莲藕间养了鱼，在某些区域他又加了网格，养上了螃蟹和甲鱼。风吹水面，碧波荡漾，一派田园诗意、丰收景象。旁边一个废弃的变电站小屋，世星爷找人装修了一番，变成一个看护鱼塘的去处，他平时当然是雇人，但白天的大部分时候，他就在那里支着小桌，边喝茶边卖鱼，也欢迎别人来钓鱼，日子可谓宁静又自足。我那些年已经回到省城读研究生了，我的父母也早已搬至县城工作，所以很少再有机会回老家，但每次回家，都必然经过这片鱼塘，也必然远远地看着世星爷在那里喝茶或是与钓鱼客聊天的样子。心里想，世星爷终于又东山再起了，虽然夕阳迟暮，但到底还有几分温馨。
确乎世星爷又火了一把。大概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他的鱼塘最为兴盛的年代。那时我老家的人们开始时兴吃王八，相信那东西“大补”，所以一时间来他的鱼塘钓王八和买王八的，可谓络绎不绝。而到了八月十五前后，来买大闸蟹的人也排起了长队。路过的人都说，世星爷这下可发了，想不发财都难哦。他就在那鱼塘边迎来送往，满脸赔笑，给客人们倒茶递烟。人们看到他的白胡子也颤颤的，脸上像绽开了一朵菊花。
可是，世星爷永远是世星爷，他的为人永远不会改弦更张。来买鱼的人，大都是开馆子的，以赊账为主。那年月，吃饭的人必在饭店里记账，开饭店的人在鱼塘那里必然也是记账，所以世星爷在雇用人力和买饲料上，也只能赊账，到年底再结算。这种关系初时还能维持，可到最后，又只能是一笔糊涂账。世星爷坚持了几年，最初还能转得动，可到后来，又不得不到处借贷，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又不得不把鱼塘卖了还债。
就在这个几年里，有一件事情必须交代，就是世星爷开始惦记关外的家。他四十多年里一直未放下的爹娘和两个妹妹。虽然回关内之前，他曾回辽河边上的二道河子，也看到了已成瓦砾的家，但还是不甘心。万一爹娘还在呢？他越到老了，越是这样想，也许爹娘和两个妹妹侥幸躲过了呢，他们也许暂时避往他乡，后来会不会又回来。这样想着，他的心事就渐渐重起来了，算起来，如果父母还在，应该快九十了，两个妹妹如果健在，也应该都有六十多岁了。
想来想去，这件事就像猫爪挠心，让世星爷再也坐不住了。他决意去一趟关外，去当年的二道河子看看，到底那个家里有没有人再回来。于是他就和老伴儿，我们那位来自关外的奶奶商议，老伴儿觉得他年纪大了，能不出远门就不出，老都老了，这几十年都没有消息，怎么会有意外？确实她自己早已没有什么挂碍，但是她也管不住世星爷，只能答应他，准备陪他走一趟。两个就开始收拾东西，买了一堆礼物，假定那边还有一大堆侄男甥女，计划着要一个个都打发一下。就在他们买好了到沈阳的火车票，准备出门的前几天，巧了，真是天意，他突然收到县里的一封信，说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士，来信寻找失散四十余年的哥哥，他才知道，劫难中确乎还有人幸存下来，遂欢天喜地，准备迎接这位妹妹的到来。
果然，过了月余，六十五岁的小妹世芳风尘仆仆从台湾回来了，那一次可谓轰动全乡，小妹带着年近七十的丈夫一起归来，给他带来了一大笔养老的钱，并且告诉他，父母在那一次渡河逃难中，因为船上人过多，所以至河心浪急处倾覆，全家人只有她一个随一块木板漂至岸边，被一个长者救起，他们相认为父女，辗转流落到沈阳，后来又随国军南下，一路败退至台湾。她确信父母和姐姐都葬身于洪水泛滥的辽河了。她到了台北后，先后上了中学和大学，在台北的一所中学做了一辈子数学教师，她所嫁的老公沈先生，乃是一家肥料公司的创办人，眼下已是台北地区最大的化肥企业的老板，身价亿万的巨富。
兄妹相认，几十年的骨肉分离终于聚首，父母的下落也已知晓，虽是悲剧一场，到底真相大白，心中也不再惦记了，毕竟已到了古稀之年，人世的一切都已经想开。世星爷大宴宾客，持续多日，好酒好肉，把庄里乡亲们都招待了个遍。据说他把十元一摞的钞票，根本不数，约莫着分发，凡上岁数的人，一人一把。村里人无不称颂世星爷“场面儿”，因为妹妹和妹夫的大力加持，他鱼塘的欠账也早悉数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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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首发于《钟山》2026年第五期
【张清华，1963年出生，文学博士，山东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诗学批评，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猜测上帝的诗学》《穿越尘埃与冰雪》《狂欢或悲戚》等著作十余部；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400余篇；出版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等。在本刊发表过多篇诗文。2026年第一期开始在本刊撰写“乡野杂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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