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2000年生，江苏宿迁人，出版短篇小说集《蒸汽波》。
1
毕业那年，我到西湖区一家雨伞厂做管培生。按照厂里的规矩，应届生要先下一线，我便被分到车间，冲伞骨。那是一台德国进口机器，半人高，二十四小时不停旋转，下面有厚厚的减震垫，还是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穿灰色工服，三班倒，虽然戴了黄色防噪耳罩，机器声照样穿过来，钝钝的，成了我生活的底色。时间久了，我分不清声音究竟来自机器那头，还是自己的脑袋。下班走出车间，噪声跟我回宿舍、上床，半夜醒来，万籁俱寂，还是能听见它。
雨伞厂在城北郊区，周围是成片的厂房，还有一条绿油油的河。我每天三点一线，往返于车间、宿舍、食堂。那个有西湖的杭州离我很远，像另一个城市的故事。
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读书时总觉得自己要写点东西，不是厂里的先进典型宣传稿，也不是墙上的安全生产标语，而是小说。我心里甚至已经有了故事，盘了两三年，添添改改，开头换过不下二十遍，角色名改了又改，始终只在脑海里，没有落到纸上。
冲伞骨不需要动脑子，手上动作熟练了，闭眼也能做。机器冲一根伞骨，我就给人物添一句话，再冲一根，就改一遍开头。我把这些都记着，想等着下班回去写下来。
可回到宿舍，一个字也写不成。宿舍里住四个人，另外三个都比我年长，进厂已有些年头。我们班次不一样，房间里二十四小时总有人在，抽烟、喝酒、用手机外放打掼蛋，要么就是呼噜声。我打开笔记本，坐在床边，听着这些声响，脑子里攒了一夜的句子，像受惊的鸟，一哄而散。我渐渐相信，人要写东西，总需要一个对的环境，干净整洁，周边安静，最好被书围着，还有几个谈得来的人。我认定，只要去了那样的地方，小说就会像种子落到泥土里，自然而然地长出来。
我不愿待在屋里，除了上班和睡觉，就扫一辆共享单车，沿着那条绿油油的河往外骑。等骑累了，想坐下来，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在学校里，图书馆、自习室、草坪和台阶，哪里都能坐，可到了社会上才发现，书店也好，咖啡馆也罢，凡是能让人体面坐着的地方，总要支付一笔费用。我只能像一缕幽魂，在城市四处游荡。
一个周末，我骑到城西一处文艺街区。那里的建筑是旧厂房改造的，用日本自流平的水泥铺地，压着波西米亚风格的地毯。每到周末，街区就办创意市集，卖银饰的、卖咖啡的、卖香薰的、卖啤酒的，各式各样的摊主在暖黄色灯光下摆摊。
那灯光很软，均匀地洒在每一个摊主身上，把他们粗大的毛孔、疲惫的神色都修饰过去。好像这些人不是诗人，就是画家，要么是企业高管，或者家里收租的，总之没有一个是为了钱，都是来消磨时光的。我很喜欢这个干净温暖的世界，它仿佛属于有西湖的杭州，而不是城北郊区那个嗡嗡作响的世界。
我在这里第一次遇见蚌哥。他穿一身浅灰色灯芯绒西装，配银线小脚裤、棕皮鞋，系一条有些夸张的花领带，守着一个旧书摊。我初见他时，正有一位客人同他争辩南明史。两人争得十分琐碎，前言不搭后语，多半是从短视频上看来的。可在这人来人往的市集上，竟然有两个人愿意为了南明史争得面红耳赤，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多看他两眼。
那客人步步紧逼，蚌哥说得越来越乱，脸也越来越红。我凑上去，递了两个能接的话头。他顺着说下去，终于把那人顶了回去。等对方气呼呼走掉，他才回头打量我。
蚌哥个子矮，四肢粗短，头发又粗又硬，根根倒向一边，脸颊泛红，浮着细小的红点，像刚喝过一场酒。他问我是什么专业，我说中文系，他眼睛亮了一下，说他在爱莲街开了一家独立书店，有空可以去坐坐。说这话时，他挺了挺腰杆。
这正是我理想中的环境：有书、安静，也有谈得来的人。我当场在手机上搜了地址，又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过去。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区中间修出来的一条断头路，铺面基本空着，路面坑坑洼洼。我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上没有路灯，我一度疑心自己走错了地方，直到远远看见道路尽头有一个灯箱，写着“昆虫书店”。
我推门进去，店面刚装修过，油漆味没散，只开了两盏台灯。地上堆满各种各样的旧书，还没来得及上架。正对门的墙上贴着一张宣纸，上面是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着几档充值金额，对应未来可以参与的书店增值活动。拐角处摆着一张旧沙发，弹簧已经从旁边顶出来。沙发前是一张茶几，蒙着一块印有甲虫图案的桌布。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她留着公主切，穿一条深棕色长裙，鼻翼上嵌着一颗鼻钉，脚上是一双做旧的玛丽珍鞋。她见我进来，起身给我倒了一杯可乐，让我叫她狗姐。我问她店里是不是刚装修好，她就笑，笑的时候发出咯咯的声音，下唇微微外翻，露出牙齿。
我蹲下来，在地上的书堆里翻书，多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每翻起一本，狗姐总能接上几句，说出书里的内容。我逛了一会儿，她又给我续了一杯可乐。她背过身去的时候，我瞥见她颈后有一处刺青。后来她告诉我，那是俄文的“海鸥”，出自契诃夫的话剧，象征自由。
一家书店的选品，往往能代表店主的品位。我大约翻了半个小时，很满意，现场决定充值六百块钱，成为最高档会员。狗姐劝我仔细想清楚，说充值之后不能退款。可我心里已经拿定主意。付好款，又续了第二杯可乐，坐到那张旧沙发上。
按照他们店里的规矩，我只需要每个月花五十块钱买书，就能免费喝店里的可乐，坐在这张沙发上写小说，还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和一些文学爱好者攀谈。我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脑子里盘了两三年的故事，迟早会落到笔上。
只要一下班，我就扫一辆共享单车，从雨伞厂所在的郊区骑到昆虫书店，单程一个多钟头。可我心里还是乐意，至少不必再回那间满是油泥味的宿舍，不必再面对几个打掼蛋的室友，他们像是映射我的未来。
2
我坐在那张塌陷的沙发上，一坐就是一下午，翻书，喝可乐，看进进出出的人，笔记本摊在腿上，想着今天总可以写几行。但店里总有人高谈阔论，一恍神，一下午就过去了。
那些人与我年纪相仿，有的留长头发，有的穿宽大鲜艳的古着西装，有的身上挂满丁零当啷的金属配饰。他们是狗姐的朋友，从不消费，三五成群坐两辆摩托车过来，一问就是独立导演、作家、策展人，张口闭口都是我听不懂的理论。
起初我插不上话，只能在旁边听着。待得久了，他们知道我是充值六百块的冤大头，是店里少数花真金白银的人；出于对狗姐生意的照顾，偶尔也吹捧我。那时，我还听不懂文艺青年的讥讽与客套，只觉得受宠若惊，仿佛终于被一个向往已久的圈子勉强接纳。虽然一个字没写，我还是安慰自己，可以先把这里的人和事看透，盘了两三年的故事，终会在这样的环境长出来。
相比这些振振有词的年轻人，蚌哥对文艺作品一窍不通。背地里，那些年轻人叫他“满眼是钱的资本家”。蚌哥也知道自己不被他们喜欢，多数时间在外面摆摊，回到店里太阳已经落山。有时闲下来，他便坐到我旁边，同我讲昆虫书店的来历。
他说，自己毕业后先去了互联网大厂做法务，后来和领导吵了一架，辞了工作，只能住进一间五平米的半地下出租屋。一个失眠的冬夜，他忽然想起大学文学社的朋友，便抓起手机，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
那晚，几个人挤在那间小屋里，用一个卡式炉煮火锅。窗上的水气越积越厚，直到看不清外面的世界。其中一个女生当场背了辛波斯卡的诗，背到“我偏爱昆虫的时间，胜过星辰的时间”时，屋里忽然安静下来。有人说，我们活得像昆虫，永远成不了星辰。于是他们提议，开一家独立书店。
一个学版画的男孩掏出平板，现场画了一只笨拙的甲虫，后来又把它刻到木板上，蘸上油墨，印在桌布和灯箱上。
蚌哥每次讲到这里，都会给自己点上一根烟，仿佛那个冬夜的热气还没有散尽。我总是听得出神，心想这才是我要的东西，一群不肯向平常世界低头的人，一间从失业、火锅、诗和旧梦里长出来的书店。
最开始，昆虫书店并不是一个有门面房的实体店。旧书堆在蚌哥居住的地下室，只在周末被装进纸箱，搬到杭州各处市集，在太阳底下摆开。那些见证昆虫书店出生的人后来陆续离开，蚌哥终于成为无可争议的创始人。他又辛苦出摊半年，靠市集攒下一点本钱，才完成昆虫书店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搬迁。
搬到爱莲街时，旧书胡乱堆在地上，纸箱摞着纸箱。新招来的狗姐每天整理一点，又过了两个星期，才终于腾出一块地方，摆上几张小马扎，勉强可以办活动。
最开始的活动没什么章法。狗姐只在昆虫书店的公众号上发一条预告，说某年某月某日要办一场读书分享会，没有主题，也不指定书目，每人来分享一本书就行。
那时来的人，大多也漫无目的。他们不一定热爱书和阅读，只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几句话。争吵是这里很常见的事。最常被提起的是《红楼梦》
《活着》和鲁迅，仿佛一个人只要说这三样东西，就能证明自己学识渊博。分享会上总有这样的人，无论别人提起什么书，他都先嗤之以鼻，然后反问一句：能比《红楼梦》好吗，能比《活着》好吗，能比鲁迅好吗？
有一回，七八个人挤在沙发和几张小马扎上，一个穿着旧夹克的中年男人讲《活着》，讲到福贵，讲到自己早几年下岗，生意赔光。四十分钟里，没有一个人插上话，后来大家都低下头玩手机，只有狗姐朋友里的一个白发男，硬着头皮接了一句，说其实余华也没有那么好，论技法还得是海明威。说完以后，场面彻底冷了。
最后还是狗姐出来收场。她既不评价余华，也不评价海明威，只把那个男人刚才说过的苦，整理成几句漂亮话。她说，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能从苦难里继续生活下去，才值得被看见。那个男人眼睛立刻红了。活动散场以后，又单独充了两百块钱。
狗姐大学学的是编导，看过很多电影和戏剧，也写过影评。毕业后在广告公司做乙方，被挑剔的甲方训练过，知道怎么应付人。无论谁说什么，哪怕那套说辞她早已听腻，也总能在关键处频频点头，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一场活动下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认真听见，满心欢喜地离开，期待下次再来。
可活动一散，狗姐整个人就瘫下来。她变得尖酸刻薄，对什么都看不上，讨厌文艺男动不动就聊《出租车司机》《搏击俱乐部》《猜火车》，旗帜鲜明地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最爱的小说是《复活节游行》，最爱的电影是《让娜·迪尔曼》。
她扮演出来的宽容和倾听，其实是算计过的。她来替蚌哥看店，两人讲好，店里卖书的收入归蚌哥，活动的进项归她。可爱莲街那条巷子太偏僻，来的人本来就少，几个月下来，她没挣到什么钱。蚌哥邀请她去市集摆摊，她又说自己身子弱，怕风怕雨也怕晒，天气稍冷一点，干脆彻底不出门，除了每周组织一两场活动，其余时间都窝在柜台后面，烧一杯热水，裹着厚毯子，用一个烤火机对着脚，看书，看电影。
和风吹日晒相比，店里只要从两升的可乐里倒出一小杯，再上嘴皮碰碰下嘴皮，每个人头就能挣二十多块钱，违心话似乎可以忍受。
只有一次，我从她的眼里看见忧愁。那天外面下雨，爱莲街的下水道堵塞，污水慢慢涌上来。狗姐裹着毯子坐在柜台后面，笔记本电脑在播放《让娜·迪尔曼》。一个女人在屏幕里削土豆，镜头长得让人发慌。
我凑过去看了一会儿，很快哈欠连天，问她这片子哪里好。她难得没有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只说，好就好在什么也没有发生。一个女人一天到晚就是做饭、收拾东西、接待客人，这样日复一日，直到崩溃杀人。
她说话时，眼睛只看着屏幕。我顺着她的话问她，以后怎么打算，还要一直在这里看店吗？
屏幕里的女人又削完两只土豆。狗姐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在广告公司存了点钱，就想找个地方躺平，不用看谁脸色。先在昆虫书店待着，等钱花得差不多了再说吧。
我那时觉得，狗姐和我一样，都是在这个地方寻求某种逃脱，心中颇有共鸣。可没过多久，她也开始对我露出厌恶的神色。
我是店里充值最多的会员。起初，她对我百般讨好，可时间一长，又觉得我是个没有边界感的客人。交了区区几百块钱，就长久占着店里最舒服的沙发，一坐就是一下午，可乐一杯接一杯续。我再去倒可乐时，她就酸溜溜地说，有些人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道理其实不难懂。我那六百块会员费，充到买书的会员卡里，进了蚌哥的账。后面我使用参加活动的权益，却没一分一毫进她的口袋。
我知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多半时间低眉顺眼。她谈电影的时候，也做出认真倾听的模样，时不时向她请教。我也确实想了解一些电影，可每当我问出口，她又会义正词严地回绝。
狗姐说，自己只是替别人管理书店，是一个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的雇工，最值钱的就是脑子里的知识。这是立身之本，不能乱给。
后来有一次，她又忽然跟我说，可以给我讲电影，但不能白讲。如果我每个月愿意给她五百块钱，她就给我找十部没有水印的4K电影，等我看完以后，再陪我复盘，把我的审美提上去。
那时候我已经在昆虫书店待了三个月，把“懂不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能够成为一个与狗姐审美接近的人，对我有很大诱惑。况且，倘若用一笔小钱就能换来她在店里对我闭嘴，也算求之不得。我跟她讨价还价，把钱磨到一百二十块一个月，当场转了过去，又在网上买了一块结实的移动硬盘，郑重其事交给她。
我当时相信，只要我多看几部电影，审美提高上去，小说自然能写好。交出硬盘那晚，我甚至找了张书签，写下“看完十部，就开始写”，夹在宿舍枕边刘以鬯的《酒徒》里。
在我百般催促下，过了将近两周，狗姐不情不愿把硬盘还给我。我满心激动地把它带回宿舍，等室友全都上工或睡觉，戴上耳机，把硬盘插进电脑。里面只有六部电影，三部我早已看过，剩下的也都是带着赌博广告水印的模糊版本。
第二天，我立刻打电话质问她，为什么说好的十部变成了六部，还带着水印？她一口咬定自己拷了十部，是我弄丢了。反复逼问下，终于松口，说昆虫书店一直蹭隔壁打印店的无线网，前段时间人家改了密码，她再也下不了电影。
至少那以后，她对我客气了一点，我也存了破财消灾的意思，没有再追究。也是那一次，我头一回看清昆虫书店里文艺青年的另一面。这里的人，有的有才，有的没才，但多少都带着避世思想。如果不是在更世俗、更需要本事的地方活不下去，谁又愿意把日子落在这样一处坑坑洼洼、朝不保夕的书店里？我和他们一样，在书签上写下“看完十部，就开始写”，不过是另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3
半年后厂里一次调研，领导翻阅我的简历，知道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他现场问了我一些问题，回去后看了我写的几篇宣传稿，还算有模有样，便把我调到办公室。
那天我从车间出来，摘下黄色防噪耳罩，脱掉灰色工服，把它们塞进更衣柜的最底层。第二天再去上班，终于有了一个靠窗的独立工位，一台属于自己的办公电脑。
我开始写信息宣传，后来是领导讲话稿，这当然和小说一样，是一种文字工作，只是它要求人把文字用在另一个方向。写小说时，我觉得文学活在含蓄里，活在余地里，活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可讲话稿不是这样。越是虚的东西，越要用最重的词，写得斩钉截铁。越是真正具体的工作、费力的工作，反而轻轻带过，最好压缩成几句稳妥的表述，放在段落中间，不露痕迹。
我每天坐在电脑前，把下面报上来的还留存些情感的材料，改成统一格式、统一尺度、统一秩序里的正确话。句子越来越齐整，也越来越安全，人的声音越来越少。我渐渐变得迟钝，变得顺从。
好在调到办公室以后，工资比在车间宽裕了一点，时间也终于有了正常的形状。我不用再三班倒，不用再凌晨从宿舍爬起来，也不用再白天补觉。生活忽然空出一些缝隙，足够我去谈一场恋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Zoe闯进了我的生活。
周六晚上，狗姐难得举办一场文艺片专场，放的是伍迪·艾伦《纽约的一个雨天》。爱莲街刚下过雨，路面都是积水，我来时天已经黑透，只有昆虫书店门口那盏发黄的小灯有光。
电影播放二十分钟，Zoe才匆匆赶来，开门时吱呀一声，所有人都回头看她。她穿一件白色毛衣，下面是黑色包臀裙，外面套着一件别着香奈儿胸针的灰色大衣。大约是从没到过爱莲街这样破败的地方，进巷子时踩到了水坑，卡其色羊皮鞋湿了。站在门口时，她先低头顺着灯光看了看自己的脚，又抬头望向满屋子看电影的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在她的映衬下，书店瞬间变得庸俗。汗味、旧书味和饮水机里的热气混在一起，墙上挂着歪歪斜斜的幕布，破旧的投影仪散热器嗡嗡作响，光线照出房间里的灰尘，把伍迪·艾伦的脸投得又白又大，像一张贴错地方的讣告。
我紧张局促地从墙边搬来一把已经破了的月亮椅，让她坐在我前面。她刚一坐下，椅子受力，再次发出一声吱呀，吓得她不敢再动。那把巴掌大的白色折叠伞被她握在手里，还在往下滴水。
那晚我没怎么看电影，光看她了。幕布上的光扫过Zoe的脸、衣领和膝盖，她就坐在那里，即使一动不动，也与昆虫书店的一切格格不入。她融不进那扇漏风的玻璃门，融不进那把破椅子，融不进堆在墙角的纸箱，融不进空气里浮动的灰尘。她像一只闯入废墟的蝴蝶，就像那些真正有积蓄、来市集体验生活的摊主一样，只不过是到昆虫书店里体验一下文艺青年的生活，然后再回到她那个明亮的世界里。
散场后，我在活动群加了她的联系方式，没有立刻说话，但依靠微信昵称，还是搜到她的微博，一条一条往下翻，知道她最喜欢的导演是伍迪·艾伦。后面一周，我把伍迪·艾伦的电影全看了一遍。过了两周，滨江区一家酒吧要播放伍迪·艾伦的《咖啡公社》。我专程去看，提前占了两个位置，来的人很快坐满。开场后，果然碰见姗姗来迟的她。
电影结束后，我们沿钱塘江边散步，我恶补一周的电影知识终于派上用场。第二天，我又约她吃了一次创意菜。名叫玛格丽特的披萨端上来时，我告诉她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布尔加科夫，最喜欢的小说是《大师与玛格丽特》。她的眼睛里，终于对我露出一抹异样的神色。
和Zoe的聊天与约会，是我被讲话稿压抑感情后，一个隐秘的宣泄出口。我为了写小说积蓄了那么多年的知识，那些句子、典故、情节，最后都成了我靠近她的方法。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积累，只觉得时来运转，自己凭借着一点点运气，被一个来自更体面、更明亮世界的人，稍稍看了一眼。
4
自从有了Zoe，我的生活被劈成两半。平时在城北郊区，虽然已经调岗办公室，但每天面对的仍然是厂房、荒地和来来往往的人。另一面，则是陪Zoe去她喜欢的那些市集和商场，那些原来我只会在门口看一眼的地方。
昆虫书店就在城里，虽然藏在一条破旧潮湿的巷子里，却刚好卡在这两个世界中间。每次我去见Zoe之前，都必须先坐在那张塌陷的沙发上等待，才能短暂地进入她那个明亮的世界。正是如此，我反倒越来越依赖这家书店。它不是很体面，至少能坐，还不花什么钱。
狗姐也慢慢摸清楚该挣谁的钱。有钱人不会来昆虫书店。它太小太破，可乐也是从两升的大瓶里倒出来的。店里真正的受众，是那些手里没什么钱、对艺术叶公好龙、一知半解的人。他们需要把自己半瓶咣当的学识倒出来，只花一点小钱就可以坐在书店的沙发上，证明自己不是俗人。
例如，除了我和那些长发男，店里后面还来了三甲医院的一个年轻医生，充值比我还多。他依靠应试教育改变命运离开大山，租住在附近的隔断房里，每次来都要谈医学、谈文学、谈人类的苦难。他只需要有人点点头，递上一杯可乐，就会觉得自己被听见了。
还有些年轻大学生，对独立书店有一种独特的光环想象。过来当志愿者，整理两周书架，甚至倒贴钱买永远不会读的书，也觉得自己参与文化活动，灵魂得到洗涤。狗姐总是讽刺他们。只要稳住这些人，昆虫书店也就有了稳定的样子。
为了提高活动到场人数，狗姐开始听从长发男的建议，把她最讨厌的电影都放了一遍，美其名曰社会实验。观影消息发布在公众号上，每次能来二十多人，都对这些电影赞不绝口。日久天长，也逐渐积累了一批粉丝，建了几个群聊。
等群里的人慢慢多起来，她又想着要策划一场大型活动，最后决定请一支本地朋克乐队。
狗姐并不喜欢朋克，觉得这种音乐给得太直接，没有克制和留白，不如一个人慢悠悠地看闷片。可这支乐队小有名气，又足够地下，正合我们这群文艺青年的胃口。关键是他们不用出钱，也愿意来做讲座。
那是昆虫书店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店里来了四五十号人，挤得坐不下，只能大敞玻璃门，让顾客顺延站到街上去。蚌哥也早早收摊过来帮忙，把书架往里推了又推，留出一块地方，让四名乐队成员并排坐下，还提前买了几箱啤酒，现场高价出售。
讲座没开始，地上已经满是烟头和易拉罐。中南海蓝莓爆珠的烟味和啤酒味混合在一起，粘在冬日闷热的空气里。乐队主唱介绍完朋克的发展史，按说活动已经结束，有人突然起哄，问能不能唱两句，于是吉他手把乐器接上音箱，随手扫了两下，整个屋子都跟着震动起来。
他们唱了一首还没发行的新歌。到了电吉他solo的部分，有好几名顾客跟着嘶吼，三五人踩着空啤酒瓶爬上破旧的沙发，脱了外衣举过头顶，像电风扇一样旋转。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跟着跳动。书架上的书被人群挤到地上，也没人去捡。
自始至终，狗姐就坐在柜台后面，裹着那条厚毯子，用烤火机对着脚，冷冷地看着这屋子里不属于她的喧闹。她像一个不信神的人，看着自己一手搭起来的庙宇，香火正盛。
地方电视台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了风声，活动之前就架好了机器，当然为了播出，只拍了讲座的部分。第二天，这场昆虫书店的活动被剪成了一分半钟的新闻，包装成了“城西青年的另类文化生活”，后续几家纸媒也跟着报道了一通。
这是昆虫书店少有的一场名利双收的活动。按四十五块钱的茶费算，一晚收入两千多。新闻播放当晚，蚌哥在书店群里发了好几个红包，后来又把报道的链接转到每一个地方。开始有探店博主把昆虫书店列为杭州文艺青年必去的打卡点。过了两个月，又有一家杭州地标书店举办座谈，活动上负责人吹捧狗姐为“城西文艺教母”，把她摆到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位置。
昆虫书店就这么逐渐有了自己的名堂。
换作读书年代的我，总会为这些东西感动。可坐了办公室后，我逐渐明白，媒体总是跟风造势，即便在某一刻被捧到天上去，昆虫书店还是那个昆虫书店，潮湿、拥挤，那点被电视台拍下来的光鲜，像市集上的柔光，照一照就过去了。金钱上的窘迫就像爱莲街臭水沟里的污水一样，总会定期涌上来。
我想要做些什么，便去找桌游哥。
桌游哥是我大学里睡上下铺的同学，很喜欢玩桌游，高中时已经是贴吧桌游吧吧主，在互联网上有一定知名度。大三实习时，他到一家国际知名的桌游公司做销售，一个人闯进那个要本事、要应酬、也要赚钱的世界。
毕业后，我整天在车间里跟机器打交道，黑白颠倒，并不得志。他却一路往上，做到了那家公司的华东区域负责人，手握几款当红动漫的联名卡牌，在全国都有固定玩家。他的老钱风衣服越穿越合身，人也越来越敞亮，说话办事都带着一种我没有的从容。
我希望桌游哥能把一场活动办在昆虫书店。他说，公司现在主要还是跟商场合作，费用结算都规矩些，但既然是我开口，也不是不能考虑。
又是一个周六，狗姐在店里放了一部纪录片，是她从一位独立导演手里买来的，讲一个亚文化群体，围绕一家酒吧分分合合。海报上的主人公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戴着唇钉鼻钉，很是瞩目，吸引了不少文艺青年，特别是跟狗姐关系不错的几位长发男。我们到的时候，店里已经坐了二十多个人，没有多余的位置，只能靠玻璃门站着，看完再参加讨论。
散场前，按昆虫书店的规矩，大家轮流发言。几位长发男先从选材角度高度肯定了这部片子，又基于镜头语言和处理方式给出少量建议。后面几个当志愿者的学生也跟着说话，大概是不太看得上片子里那些亚文化人物，话里话外有居高临下的意思，几句话刺到了长发男们，空气忽然变得有些紧。桌游哥在后面听出火药味，打了两句不冷不热的圆场，把发言环节糊弄过去。
活动结束后，我做东，叫上桌游哥、蚌哥、狗姐，还有狗姐一个长发男朋友，五个人在附近的饭店吃饭。我跟他们说，桌游哥手上有几款正火的二次元联名桌游，如果能敲定在昆虫书店办一场，可以在国内的桌游平台发公告，引一批核心玩家过来。蚌哥听了很高兴，拍了拍我的后背，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感谢好兄弟介绍，场地费五千，随时来办。
据我所知，昆虫书店办了那么多场活动，从没收过场地费。蚌哥张口就是五千，大概是被那几条报道冲昏头脑，看桌游哥衣着体面，把他当成能宰到的肥羊。
桌游哥没有接这个茬，从包里掏出一盒桌游，摆到饭桌上。那是一款规则简单的堆叠游戏，盒面印着正火的动漫角色。牌还没拆出来，狗姐就捂嘴笑，说自己不碰二次元的东西。桌游哥便问还有谁想玩，只有我和蚌哥应了一声，另外两人连桌面都不看，捧着手机笑。
三个人开不了一局，桌游哥只好把盒子收回去。
吃饭时又聊到电影，狗姐问桌游哥最近看什么电影。桌游哥说，这两年太忙，前阵子刷到奥斯卡的获奖名单，想从里面挑几部补一补。狗姐没有接话，转头和旁边的长发男朋友相视一笑，接着说，怎么能跟我们谈奥斯卡，这不是侮辱人吗？
然后两人便哈哈大笑。
桌游哥不动声色，端起茶杯喝一口水，等饭吃得差不多，借口出去抽烟。我跟出去，他递给我一支，帮我点燃，好像回到了大学。我俩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过了半晌，桌游哥说，场地费走公司的账，出多少都无所谓。但情况你也看见了，倒贴我也不办。
我说，是我连累了你。
他摆摆手说，社会上什么人没有？又问我说，还写小说吗？
读大学时，他从上铺下来，总能看到我对着键盘发呆。
我糊弄着说，有空就写写。
他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把烟在墙上摁灭了说，写吧，趁着还想写，别像我一样，现在脑子里全是出货和报表。
回到饭店，桌游哥没露出半点不悦，还是该笑笑，该接话接话。我知道他是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人，像我在办公室遇到的那些同事一样，总是把体面维持到最后。
那晚后面的事，我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他说的那句“别像我一样”。那句话很轻，却比一整晚所有关于电影、亚文化和独立精神的高谈阔论，更让我心里发沉。
5
这顿饭成为我心里的一根刺，却没在狗姐心里留下波澜。饭桌上，她和长发男挨得很近，说话时笑声刺耳，别的人都是调情的背景。长发男自称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在拍一部苗族巫医的纪录片，还是独立策展人，策过一些谁都没去过的展。狗姐很快宣布和他在一起。
她一直以女性主义者自居，认为男性应该成为女性的从属，便让我们叫她男朋友，狗夫。昆虫书店正式进入狗姐夫妇的时代。
狗夫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虽然与一名女性主义者恋爱，但墙上贴什么装饰、店里办什么活动，都由他决定。蚌哥彻底没了话语权，出摊回来，看他们在店里如胶似漆，像一个插不上话的电灯泡。
也是那时起，蚌哥开始把自己往后藏。反正比不上狗夫文艺，干脆放弃浅灰色灯芯绒西装，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式睡衣，上面印着樱桃花纹。走路穿拖鞋，头发也不梳，每天红着脸在店里闲逛，像刚从床上被叫起来的人。他开始享受另一种人设：穷酸、邋遢、深藏不露。
有一回，我在市集碰见他一瘸一拐走路。过了两三天，我到店里，见他腿还没有好，便问怎么了。他听到我的关心，居然压不住嘴角的笑意，突然助跑起跳，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笑嘻嘻地说，我是装瘸，这样别人就会觉得我是扫地僧。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奉承说，你是巴尔扎克笔下装结巴的老葛朗台。
狗姐明白这是蚌哥的柔性抗议，很快把这当成捉弄他的把柄。她清楚他的弱点。为了吓唬他，凡是有媒体要采访书店，狗姐便明确告诉他们，蚌哥才是老板。
有几次，记者们已经扛着机器在门口，狗姐打电话谎称出事了，等蚌哥急急忙忙骑电动车过来，看见门口架着机器，吓得车头一转，掉头就走。
还有一回，节目组为了采访蚌哥，直接到他家楼下。蚌哥躲在楼上死活不肯下来，吃了一整天泡面。
蚌哥不接受采访，狗姐顺理成章地让狗夫出镜。这位纪录片导演、青年策展人，替一家独立书店接受访谈，讲地下文化、青年空间和城市边缘，话说得很漂亮，镜头也拍得很好看，给昆虫书店做足了面子，也给狗姐做足了面子。
反观蚌哥，再不敢随便去昆虫书店，除了店里取书和市集出摊，基本都待在家里。我给他发消息，总说在研究大事。
有一天，他忽然主动联系我，叫我去他家帮忙，说一位老教授去世了，子女都在国外，书房里三千多本书被他收了过来。
那是我头一次去蚌哥家。那时，他已经搬到一套九十年代的房子里，书已经通过货拉拉运到楼下，整齐码在单元门口。房子没有电梯，我们只能一捆一捆往楼上搬。结束以后，他留我进屋喝口水。
他的家六十多平方，两室一厅，屋里很潮，层高很低，采光也不好，墙面地板都有发霉印记。可就在这样一个老旧、低矮、潮湿的房间正中，放着一台十分扎眼的芝华仕黑色真皮沙发。
沙发靠背宽大、皮料厚实，比昆虫书店里的不知道体面多少倍。沙发两侧摆着一对宝华韦健的书架音响，还有一盏包豪斯风格的落地灯。
他招呼我坐在沙发上，帮我调到一个舒适的半躺姿势，随即按了手边的遥控器，远处的唱片机缓缓运作起来，耳边的音响开始播放蔡琴的《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低沉的女声在这个低矮潮湿的房间里铺展开来。
他让我闭上眼睛，过一会儿问我，唱得怎么样？
我点点头，睁开眼，在他红彤彤的脸上，看见从没有过的满足感。
随后他又把我叫到书房，把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介绍给我。他强调自己负担昆虫书店所有的经济来源，还罕见地和我分享他的经营智慧。
蚌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出的那些老书，从二手书平台进货三五块一本，但只要重新套上塑封袋，摆在集市有格调的胡桃木托盘上，价格就能翻到四五十，一个周末可以赚三四千。
他还告诉我说，书的好卖与否，与内容无关，只与名字有关。没有哪个女人拒绝梳妆台摆一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正如没有哪个男人不想拥有一本象征自己的《荒原狼》。
我对蚌哥突如其来的展示感到摸不着头脑。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他未必真的需要我帮忙搬书，更像是把我叫过去，展示他在昆虫书店外掌握的另一套秩序与权威。
从那天起，他在我心里被分成两个人：一个是昆虫书店里那个天天跟我说房租难、旧书难卖、害怕采访、爱赚小钱的小市民，另一个是在潮湿老房子里摆黑色真皮沙发，用音箱播放蔡琴的深沉男人。
也正是狗姐和狗夫如胶似漆地掌控昆虫书店，让蚌哥得了空闲。他可能真的在研究大事，并在不久后回到昆虫书店，还带回一个女孩。
那是一个之前来过店里的医学生，在附近的大学读临床。蚌哥郑重其事地把她介绍给狗姐夫妇。一名未来的女医生，似乎比没有社保的导演、作家、策展人，体面太多。
医学生的出现，让店里的关系微妙起来。蚌哥光明正大地把她带到柜台后面，和狗姐夫妇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姿态。博弈的结果很快出来。医学生凭着一身傲气，每次进店，都毫不客气地坐到柜台后面。那把椅子原来属于狗姐，后来狗夫来了，两人同坐一把椅子。如今医学生坐上去，狗姐夫妇退居沙发，我来了只能站在旁边。
医学生坐在那里，从不接待客人，也不读书、不看电影，只是低头刷手机，到点了叫外卖。狗姐和狗夫坐在沙发上聊书或电影。两个女人之间彼此不说话，让人觉得总会有事发生。
实话实说，我并不喜欢医学生。狗姐虽然待我刻薄，经常含沙射影地讥讽我占书店便宜，但还是一种平等的调侃，至少我敢和她犯贫。医学生的沉默不同。她不懂得向人释放友善，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狗姐夫妇像对雇工说话，让我浑身不自在。
很难说医学生的出现不是逼走狗姐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久之后，狗姐夫妇便策划了他们在昆虫书店的最后一场活动：二手书市集。
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就有些远离昆虫书店的意思。地点选在滨江一个新开的文艺街区，也是旧工业厂房改造出来的，只是名气还不大，正在准备试营业。街区没有完全改造好，广场中间有一片巨大的空地，裸露着粗糙的水泥。为了迎接试营业，主办方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大片人工草坪。
狗姐得知以后联系主办方，对方同意在试营业当天，把那片草坪交给她，让她办一个二手书市集。
狗姐逐个联系昆虫书店的老顾客，邀请他们周末带自己的旧书出摊。活动预告虽然还是发布在昆虫书店的公众号，但主角、场地都和书店有了一定距离。
活动前几天刚下过雨，草坪湿漉漉的，试营业当天没什么客人。摆摊虽然不收摊位费，活动前狗姐根据主办方要求，向这些老顾客收了押金，要求他们周六、周日两天必须都来。于是，那些松松散散、从来没有摆摊经验的昆虫书店老主顾，必须拖着露营车，带着沉甸甸的旧书，连续两天坐在那片人工草坪上。
我除了运来二手书，还带了几盒桌游哥送我的桌游。桌游哥说他们公司有推广活动的指标，最好能摆拍几张照片。第二天，他本人也来了，见大家实在无聊，从我的摊位上拿起一盒桌游当场拆开，坐下来玩。
一局还没玩完，旁边两个摊主围了过来，兴致勃勃地说下一局也要加入。不久，连路过在翻书的客人也凑了过来，嚷着要一起玩。
到了下午，所有二手书摊前都空空如也。无论是摊主、客人，还是帮忙的志愿者，都挤在我们这里，看牌的看牌，起哄的起哄，草坪上终于有了一点热闹。
只有狗姐和狗夫，还坐在自己的摊位前一动不动。狗夫低着头看手机，狗姐裹着她那条毯子，偏过头望向草坪更远的一侧。桌游哥隔着人群招呼他们几次，两人都像没听见。我心里紧张，凑到桌游哥耳边说，你把人家场子砸了。他手上发着牌，笑了笑说，人聚着总比散了强。
到了晚上九点，按照主办方的协议，摊主们终于可以离场。大家这才意犹未尽收摊，临走时还问下一回什么时候再玩。
桌游哥从拆开的桌游里挑了最小的一盒，走到狗姐和狗夫的摊前，单手递过去说，拆都拆了，送给你们吧。
狗姐低头说了声谢谢，随手把桌游丢在脚边。狗夫仍旧玩手机，像是没有听见。
第二天，文艺街区公众号发布了活动文章。推文里的照片没有一张正经拍二手书市集，反而无中生有，编出一场提前谋划的桌游活动。人工草坪、围坐的人群、摊主手里的卡牌、桌游哥低头讲规则的样子，被拍得很热闹。那些从昆虫书店带过去的旧书，反而像是摆在旁边的道具。
在那之后不久，狗姐就跳槽去了这个文艺街区。后来她又辞职，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狗姐走后不久，医学生和蚌哥大吵了一架，摔碎了店里的一盏台灯，再没有出现在昆虫书店。
6
狗姐离开后，蚌哥着手物色新的店主，并在一次市集上遇见了佳佳。佳佳二十五岁，一米五左右身高，扎了两根粉色双马尾，有两颗虎牙，看起来像高中生。她刚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毕业，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希望在昆虫书店短暂停留。
佳佳不爱搭理客人，和蚌哥亦很少说话，偶尔有两句也出于公事公办，总是一个人搬一把月亮椅，坐在人行道上抽烟。周六办活动，来回放《肖申克的救赎》《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观众看完还没来得及指点江山，就被轰出去。
书店刚引入手作咖啡服务，三十元一杯。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要点一杯正流行的生椰拿铁。佳佳在洗自己喝水的杯子，头也没抬，说柜台底下有椰子水，打好咖啡自己倒去。我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是花了钱的消费者，怎么还得自己调？
她忽然把手里的杯子重重砸在桌上，水溅出来，湿了我半个肩膀。
我喜欢店里安静，但不能接受店主总营造一种置气的氛围。碰巧厂里即将举办选拔考试，下班后我就到公司附近学习，去书店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和Zoe约好周末一起吃饭。她在蚌哥摆摊的街区上级公司工作，周末要加班，让我下课后去公司楼下等她。公司在滨江核心区，我到得早，站在写字楼对面的十字路口等她。那是一栋很高的楼，灰色玻璃幕墙在冬天傍晚闪着冷青色的光。Zoe以前告诉我，她在第四十九层。我抬起头，一层一层往上数，数到二十几层就乱了，到底不知道她在什么位置。
天彻底黑下来，大楼终于密集地走出很多人，像一股安静的水流。过了一会儿，Zoe也随着人群出来。她新烫了卷发，穿千鸟格的大衣和漆面长筒靴。与我相认之前，先环顾左右，确认没有人在意我们，才小跑过来，匆匆夺走我手里的文具，塞进自己包里。那是一只中古LV圆筒包，边缘已经磨损，是我们刚在一起时，我攒了两个月工资送的。她一直用着。
我们去吃西餐。餐厅她和同事吃过一回。她说，菜单里有一道盐焗蜗牛，那天饭桌上所有人都在说不好吃。她其实没吃过，又怕一开口露怯，只好跟着点头，说早吃腻了。
事后她一直惦记这件事，今天特地拉上我。蜗牛很快上来，蘸一种绿色的酱。她问我体验如何，我说，像烧烤店没放辣椒的田螺，不好吃。
我说完，她第一时间噗嗤笑出声来，可很快收住，转而开始生气，说我打破了今晚的氛围，如果同事在，会很丢人。
吃完饭，我们在钱塘江边散步。她问我考试准备得怎么样，问得很细很认真，像拷问功课的薛宝钗。我终于意识到，在我们热衷讨论的文学、电影之外，她还有一个很在意的世界，而此前我并不了解。
这期间，蚌哥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他进的一批海外唱片，被人投诉到文旅部门，唱片全部查封。事情传到文艺街区工作人员那里，再也不允许昆虫书店进场。
摆摊占据昆虫书店几乎全部收入，蚌哥愁得睡不着觉，打电话找我倒苦水。
Zoe听完事情的经过，判断说这不过是底下经办人的意思，上面的领导很喜欢昆虫书店，要是蚌哥愿意，可以去领导办公室把话说开。她现场给那位领导发了微信，对方痛快约定了时间地点。
这是一条敞开的、现成的路，可蚌哥说什么也不敢去，还坚持说，自己一个摆摊的，领导只是客套，未必真喜欢他。这件事浪费了Zoe的人情，让她很不开心，分别时又跟我说，人是由周边环境决定的，你的高度是身边人的平均数，话里话外有让我与蚌哥切割的意思。
事后我又劝了几次，蚌哥都不听。我也因此产生怨念，觉得他上不来台面。生气之余，又自我怀疑，是不是不知不觉间，被世俗的评价体系同化了？
读书的时候，我伤春悲秋，脑子里总在想自己和自然的关系，想一个人怎样才能在天地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痴迷于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那时看一个人，会先看他的性情、爱好、才气，看他身上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地方。
可到了办公室以后，我每天面对领导、同事、车间负责人、来汇报工作的中层干部。他们进门时带着不同的表情，说不同分寸的话，又把真正要说的东西藏在那些话后面。我慢慢学会了另一种看法，看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否会说话、明事理，是否值得结交，是否始终上进，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向上攀爬。
7
再听到昆虫书店的消息，是它上了新闻。一台二手电风扇失火，烧着了插线板，又烧毁一个货架，把整间店熏得乌黑。在无人问津的爱莲街，这场火烧完了，第二天才被人发现。
虽然狗姐已经离职，狗夫却对这把火兴致盎然。他本就是个策展人，张罗了一场叫“火蝶”的展，把烧到滴塑的电风扇、烧掉一半的书，都算作展品，又从熏黑的墙上拉出黑色丝线，挂上照片。蚌哥怕镜头，采访店主的机会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狗夫头上。他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一场灾祸，就这么被办成了一桩风雅。
火后第二天一早，蚌哥就给我发来消息，说两年租期将满，打算搬迁到更热闹的地方。末了，配了一个“求老板打赏”的表情包。
成为昆虫书店的会员后，我已陆续在蚌哥的恳求下，充过几次储值卡，却从没消费过。可想到书店刚遭了一场火，确实要搬到更好的位置，便又充了一大笔。
新店在市中心，靠近德寿宫的一条巷子里，离学校近，闹中取静。隔着两步路，就是一家寿衣店。到了晚上，巷子里只有这两家店亮着灯。
新店三米宽，七米深，做了一层挑空，比老店局促得多。楼梯吃掉本就窄的店面，两边又码满书架，走道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
等我转完账，蚌哥给我发了一份用电子演示文稿做的邀请函。等我过了两周再去新店时，那里已经换了另一套人马。
最常来的一个叫噗姐，三十五岁上下，一头红色短发，就住在书店楼上的小区。她名下有一家传媒公司，给医疗公司拍宣传片，因为公司全是女性，在互联网上有一定知名度。
噗姐性格豪爽，出手阔绰，最擅长给人甜头。她允许蚌哥把她的车当作昆虫书店的公用车，每次到店都会带些礼物，还在店里买了几条烟，供往来的客人随便抽。
我在办公室待久了，总觉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尤其警惕那些一上来就给人甜头的人。噗姐递烟，我不会讨好地凑上去，只是微笑着摆摆手。或许是这些反应，让她并不喜欢我。
有一次我去新店，刚好遇到他们摆摊回来。蚌哥拉着我，突然高调介绍说，这是昆虫书店的充值大户，名副其实的公子哥。我正觉得莫名其妙，噗姐主动邀请我、佳佳和蚌哥一起吃猪肚鸡，此外还有一个昔日常来店里的文艺青年，羊哥。蚌哥找借口说先去收拾东西，再没有过来。
锅底的卡式炉呼噜呼噜地响，噗姐坐在我旁边，突然问了我一句，你觉得自己在昆虫书店是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问得没头没尾，我心里很不舒服。
后来回到店里，我、蚌哥和羊哥搬了张椅子，坐在人行道上喝啤酒，噗姐在远处抽烟。她突然走过来，说想投三十万，换昆虫书店一半的股份。蚌哥不肯。她便说，她可以让这家店一年挣十六万，只要再攒几年，就能盘下隔壁健身房的场地，再添几张桌子，办成一家真正的书店。
这时店面刚搬到新的地方，佳佳的观影活动半死不活，店里完全没有往日的热闹。经过一晚上的博弈，蚌哥同意把周末的活动外包给噗姐。噗姐毕竟是在外面真刀真枪挣过钱的人，很快拍脑袋想出了一场活动，时间定在万圣节晚上，叫醉鬼巡游。
这是酒吧圈里早有的玩法。几家酒吧联手，让顾客交一笔钱，当晚就可以挨家挨户地喝。票面上印着五六家店，但花的钱只比两杯酒略贵，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喝回本。
噗姐说，她手上有几个卖罐装精酿的啤酒供应商。那些酒产量小，品质也说不上多好，胜在瓶子可以做得文艺一点，放哪里都像是个摆设。她盘算联合巷子里的几家铺面，斜对面卖银饰的、做香薰的，特别是隔壁那家寿衣店，一起把这个活动办起来。
她说干就干，第二天下午就领着店里的人出门谈。五六个人，闹哄哄走上街。看店铺的多是年轻人，也有几个上了岁数的，听不懂巡游，但知道有现金分成，便都点了头，连寿衣店的老板娘也应了。一个下午跑下来，众人都很亢奋，回去的路上还在嚷嚷，讨论万圣节那晚要扮成什么。
可一进店门，噗姐的脸就收了起来。她招呼众人搬凳子，围着柜台坐下，说立即开会，把分工定一定。那群人还没从方才的热闹里出来，三三两两地说笑，她只好提高嗓门，把人声压下去。会一开起来，下午那点亢奋的气，眼见着就散了。一屋子人东倒西歪地瘫着，很不耐烦。
佳佳不同意，强调主观原因，海报来不及印，说万圣节太洋气，跟书店的调性不合，说来说去都是不行。蚌哥虽然同意，但总是说客观困难，说万一下雨呢，万一城管来呢，万一隔壁投诉呢？羊哥则抱着吉他，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弦，噗姐问到他头上，他笑眯眯地说，听噗姐姐的，又扭头问佳佳，夜宵吃什么？还有遛狗路过的一对情侣，同我一样是充了钱的会员，全程插科打诨。
这场会开了一个钟头，到底还是噗姐一个人，把流程、物料、分工，一条条捋出来，还定下明早十点，都到店里来。
锁店的时候，她问我要不要一起。我不喜欢她咄咄逼人的劲，摇摇头，后面一周刻意没去书店。公众号一直没有动静，直到万圣节当晚，我发消息问蚌哥，他回得很快，说大家兴致不大，就算了。
首战失败后，噗姐还不死心。她想整治店里的懒鬼，于是立下规矩，搞承包责任制。按照她的规矩，任何人都可以在店里办活动，只要能把活动预算、所需物料、实施方案、预估收益说清楚。旁边的人如果愿意搭手，哪怕只是顾客，也可以选择出钱出力。最后活动赚了钱，再按照事先说好的比例分账。
这办法放任何地方都挑不出毛病，可坏就坏在太清楚了。来到昆虫书店的人，恰恰是想逃开外面世界的清楚。噗姐提出承包责任制，每个人都赞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说好谁来办下一次活动，到点就有别的事。说好买来记账的本子，就一直摊在柜台上，一个字也没有写。
噗姐淡出之后，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在昆虫书店里，把账算得越清楚的人，待得越短。而在这个书店里待得最久、最自在的，是那些看起来没有算过账的人。
那个在会上抱着吉他、笑眯眯说“听噗姐姐”的人，叫羊哥。我头一回见他，还是在爱莲街的老店里。那时候，他不过是围在狗姐身边一波又一波文艺青年里的一个。与那些孔雀开屏的长发男不同，他只会静静坐在一边，保持微笑。后来狗姐和狗夫已经远去，他却依然留了下来。至于他的来历，谁也说不准。
他相貌英俊，总穿白色T恤、普通牛仔裤、白球鞋，干干净净地待在昆虫书店里。无论是蚌哥最开始的灯芯绒西装、后来的旧睡衣，还是狗姐那一身深棕色的穿搭和玛丽珍鞋，又或者噗姐的浑身名牌，都多少想要展示自己的风格，只有羊哥从来不使劲。他那一身白，什么也不争，什么也不显，仿佛永远停在二十多岁，在任何团体里都不扎眼。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他已经快四十岁了。
他说话不多，总是挂着温和的微笑，懒懒待在一边。要么练习画画，要么弹吉他。他从来没有声明自己是店里的顾客，也没有说自己是店里的店员，就这么和昆虫书店保持着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
我和羊哥头一回正经说上话，是在新店。他正坐在月亮椅上画画，见我进来，笑眯眯地拉过一张凳子让我坐，说自己在练习肖像，要免费给我画一张。我推辞，他执意要画，说就当交个朋友。
他画得很快，也画得很好，三两笔就勾勒出神态。我心里暖了一下。在昆虫书店待了这么久，谁的东西都是要算钱的：狗姐的电影要算钱，蚌哥的场地要算钱，佳佳的咖啡要算钱，唯有羊哥这一张画像，像是白送的。
可画完之后，他却没送给我。他说，挂在店里更好看，也能给书店增加氛围。那张我的像，便一直挂在了昆虫书店的墙上。
许久以后我才回过味来：原来羊哥这一张免费的画，也不是真白送。它给店里添了布置，给他自己添了名声，说不准日后还能卖。他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白给的，连他的温柔也不是。只是狗姐把“不能白给”明明白白挂在嘴上，羊哥却把它藏在那张永远温和的笑脸底下。
羊哥会主动做些杂活，在有多场市集时，还主动申请出摊。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愿意替蚌哥卖力的，后来才明白，出摊对他来说也是一场买卖。
蚌哥已经付了这些文艺街区的摊位费，羊哥不管书卖得怎么样，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给来来往往的年轻人画画，五十块钱一张。忙碌一个周末，挣了三五千，全落进自己口袋。
偶尔喝点酒，羊哥会想起从前的感情。可讲来讲去，每一段里，他都是那个掏了真心，却被辜负和伤害的人，谁都对不起他。
一个永远受伤的人，就是一个永远正当的人。这一点，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看明白的。羊哥的情伤、蚌哥的哭穷，其实是一回事。蚌哥是金钱上的弱者，所以我们总该照顾他的生意。羊哥是情感上的弱者，所以我们就应该体谅他。他们两个人，都把弱者经营成了处境，成了谁也碰不得的特权。
蚌哥、佳佳、噗姐和羊哥，构成了大火之后的昆虫书店。
8
选拔考试成绩出来后，我的名次比预想中靠前。又过了一段时间，研究生考试也出了结果，我考上了工商管理。
那一阵子，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杭州站住了脚。成绩出来的晚上，我约Zoe吃饭，地点选在钱塘江边一栋地标大楼里。餐厅在高处，窗外是江水、桥灯和一排排写字楼。服务员把菜单递上来时，我甚至产生了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觉，好像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从城北雨伞厂骑车进城、在书店塌陷沙发上找位置的人。
Zoe比我还高兴。她送了我一瓶香水，说在我身上的投资总算没有白费。
考研究生的事我一直瞒着她。她听完以后很好奇，问我怎么报名、怎么选学校、怎么复习，又说自己也想考。说着说着，她就拿出手机，当场打开软件填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皱着眉头，把手机转向我，问我为什么选不了专业。
页面只在我眼前停了一瞬，很快自动退回上一步。她立刻把手机收了回去，我还是看见了她填下的学校。那是一所职业类院校。
我看见她眼里闪过一点慌张。她低下头，拿起刀叉切牛排，刀尖在盘子上划出很轻的一声，呼吸也比刚才急了一些。我没有追问，只说我能考上研究生，离不开她一直以来的支持，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愣了一下，才重新笑起来，说，你知道就好。
吃完饭后，Zoe第一次带我去她住的地方。那是一间在钱江南岸核心区的出租屋，窗子正对着城市公园。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地上没有一根头发。冰箱上吸着一张健身房课表，周二、周四被红笔圈出来。床头放着一盏银色台灯，旁边摞着几本硬壳英文设计画册，书脊平整，几乎没有翻过。深红色封面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淡绿色封面的《包法利夫人》各夹着一枚书签，都停在前几十页。旁边还有一本英语单词书。
她先去洗澡，出来后换我进去。我洗完出来时，她正在厨房烧水泡茶。水还没烧开，我们就拉上了窗帘。
一切结束后，我起身去煎鸡蛋。Zoe学同事轻断食，说不吃。她披着睡袍，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烟，凑到煤气灶上点燃，又从冰箱里取出供应商送的红酒和拆了塑封的伊比利亚火腿。她把红酒倒进醒酒器，把火腿一片片铺在盘子里，直到桌面看上去像一场临时补办的庆祝，才告诉我，她决定去矫正牙齿。
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刚谈恋爱时，她就向我讲过一套理论，说牙齿是顶要紧的器官。看一个人的牙齿，就能看出他的出身。不齐的牙也能吃东西，可只有殷实的人家，才肯为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掏钱。
自从知道我初中就矫正过牙齿以后，她一有空就问我，她的牙到底齐不齐？我说，十美九龅，龅牙都是大美女。她并不满意，只当我在敷衍。
那天晚上，她打开红酒，给我倒了一杯，又夹起一片透亮的火腿送到我嘴里。她说，自己现在月薪九千四，房租四千八，剩下的钱还要吃饭、买衣服、打车、健身，攒到现在，也只有一万二。
她说，同事戴的都是透明牙套，她要是再戴钢圈，准会被人看不起。她打算先在这家公司熬两年，等牙齿矫正得差不多了，再跳到下一家公司。到了那时候，就没人知道她是工作以后才开始矫正牙齿的了。
我说，牙套价格不低，我可以出一部分，但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最好还是让家里搭把手。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走到今天全靠自己。说完又像突然想起一条路，坐直了些，告诉我爸妈离婚后已经不来往，但两边都觉得亏欠她，也许可以把牙套价格报低一点，各要一次钱。
我坐在桌边，帮她把那点钱一笔一笔算明白。首付多少，分期多少，父亲那边要多少，母亲那边再要多少。她没有像从前那样急着把自己说得体面，只是把工资、房租、牙套、父母摊在桌上，像摊开一副不好看的牌。
红酒酸味很重，我喝了几口，脑袋开始疼，很快睡去。迷迷糊糊中，我看见Zoe还坐在桌边发呆，烟灰落在盘子旁边，她也没有察觉。
睡到半夜，她忽然把我摇醒。房间里没有开灯，窗帘缝里透进一点江边的光。她靠在枕头上坐着，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你。你不用回答我，你只要知道就行。
我困得厉害，伸手搂住她的腿，在她腰侧亲了一下，很快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来不及吃早饭，便把Zoe冰箱里剩下的伊比利亚火腿全吃了。刚上地铁，胃里就开始绞痛。到了单位，又开始拉肚子，只好请假去医院。医生看完，说是急性肠胃炎。
我给Zoe发消息，问会不会是火腿的问题。她很快回我，说伊比利亚火腿是传承千年的美食，不可能有问题。等我开好药，她又发来一条，说其实那包火腿已经开封半年了，她一直没舍得吃。
我哭笑不得，请了两天年休，躺在宿舍养病。Zoe很愧疚。第二天傍晚，她特意挑在工友换班的时间，穿着一条黑色碎花长裙，双手拎着保温桶，站在宿舍楼下等我。晚风吹过来，裙摆一层一层扬起，整个人看上去仙气飘飘，立刻得到了工友们的一致称赞。
她走后，又给我发消息，问我有没有给你长脸。后面接着补了一句，其实我不会下厨，粥是外卖点的。
我心里暖了一下。喝完粥，正准备睡觉，蚌哥忽然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只有五个字：羊哥需要你。
我说自己最近肠胃炎，问他到底怎么了。他隔了一会儿，又回了六个字：重要事项，速来。
我以为真出了什么大事，至少也是羊哥失恋了，只好从床上爬起来，连夜打车赶去店里。昆虫书店的灯还亮着，羊哥正坐在月亮椅上画画。我问他，你是不是出事了？他抬起头，一脸诧异，说，没有啊。
话音刚落，蚌哥从门口一瘸一拐地进来，搓着手，笑嘻嘻地说，店铺经营困难，还请公子出手相助，再捐我六百。
这是他的口头禅。我这才明白自己又被“狼来了”骗了一回，只好压着火坐下。外面很快下起小雨。我们三个围着桌子坐着，角落里一台简陋的CD机正在放《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蚌哥倒很兴奋，说第二天要出三场市集，一天顺利的话能挣六七千，这个月的房租就有着落了。
他给我们介绍分工。佳佳看店，羊哥去常去的文艺街区，一个满怀梦想的便宜大学生去最偏远的城西，他自己去市中心的植物园。
蚌哥对摆摊一向上心，又不放心别人，已经花了一下午，把他们两场的书提前搬到了摊位上，只剩植物园那一场还没有处理。羊哥坐在月亮椅上，说自己有点累了，下次一定帮忙。
于是最后陪蚌哥去搬书的人，又变成了我。
我们叫了一辆货拉拉，把拖车和书一起装上去。到了植物园门口，雨已经大了。地上全是泥，路灯照不进去的地方积着一汪一汪黑水。我们带了两件雨衣。我披了一件，蚌哥却心疼他的书，把自己的那件脱下来，盖在了纸箱上。
我们踩着烂泥往里走。蚌哥一边拉车，一边叹气，说明天哪怕刮风下雨也得出摊，不然押金不退。说完又骂了一句，这种鬼天气，谁会来植物园买书，多半又是赔本买卖。
往里走了大约两百米，两边的树越来越密。前面横着一片很深的水洼，雨水从树叶上噼里啪啦地落下来。蚌哥怕雨衣盖不住书，只想尽快拉着车穿过去。拖车很快陷进淤泥里。他来了脾气，让我别管，只要在后面打手电，照着他往前走。
植物园的夜里没有一盏灯。头顶是大雨，两边的树在黑暗里挤成一团，倒真有几分原始森林的意思。手电光打出去，把落下来的雨照成一条条白线，飞快地往下坠。
我站在后面，看着蚌哥的背影。他弓着身子，在滂沱大雨里拉着一车旧书，一步一步往前挪。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贝拉·塔尔《都灵之马》的开头。一匹老马在风暴中拉车，像是在同命运较劲。
内心某根弦被轻轻拨了一下。
多年写领导讲话稿和先进事迹材料的经验，又让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宣传素材。鬼使神差地，我把手机切到摄像功能，对着他的背影拍了一段四分钟的长镜头。
回到宿舍后，我洗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看那段视频。雨声、手电、泥水、拖车、旧书、蚌哥弯下去的背影，样样都合适。越看，我越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东西值得被人看见。或者说，我越看，越想把它做成一种值得被人看见的东西。
我给视频配了一段伤感音乐，加上一叠字幕：“我是二手书店的老板。暴雨天独自拖书，小店艰难经营，希望诸位多多光临。”
剪完之后，我颇为自得。那一刻，我仿佛不是在剪一条视频，而是在为一个落魄的理想主义者立传。
我把视频发给蚌哥，让他放到公众号上，说这样可以讨到更多钱。直到两天后的深夜，他才回我一句：我的店，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每年能挣五六万，不必这么低三下四。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才明白过来。无论他真正困难与否，蚌哥身上的那些寒酸、委屈、落魄和理想，都是一套只能由他自己穿戴的行头。他可以穿着它向你哭穷，向你借钱，向你讲情怀，你可以掏钱，也可以翻脸，但万万不能替他当真，更不能把这身行头整理好，替他挂到台面上去。
那一夜，我也忽然看清了自己。我替Zoe盘算怎么向父母开口，又替蚌哥剪那条卖惨的视频，以为自己是在帮他们，可我真正做的，不过是替他们整理处境，提炼苦处，再找一个体面的说法。这和我白天给领导写讲话稿、写先进事迹材料，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已经太熟悉这套手艺了。一个人的狼狈到了我手里，很快就会有原因，有亮点，有落脚，连眼泪都能摆到合适的位置上。至于那些真正属于我的感受，反倒越来越少。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写小说了。
9
佳佳在昆虫书店干了不到半年就走了。蚌哥知道自己与文艺书店的气质不符，也看不上佳佳这种没什么作为的店主。他偏爱的，还是那种有文艺气息、在人群里能成为焦点的人。
这一回，他看中的是狐姐。
狐姐也是昆虫书店的老顾客，三十出头，早年在上海做策划。她常穿一件Barbour风格的棕灰色外套，梳两条粗大的麻花辫，背一只很大的单肩包，站在那里，便有一股知识分子的书卷气。她和佳佳关系不错，得知佳佳有走的意思，主动表示愿意接任店长。
狐姐上任第一天，我就尝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味道。我到店里的时候，她正把佳佳从前写的满墙书法一张张扯下来，又从网上扒下波伏娃、伍尔芙的照片，打印成海报，门神一样贴到玻璃上。她读过不少女性主义的书，并不完全赞同里面的观点，却仍打算把昆虫书店做成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她还在小红书上开了一个新账号，给昆虫书店打上女性主义标签。这无关信仰，只关生意。
她的审美确实比佳佳好。我虽然不喜欢佳佳，看着门口那一摊被揉皱的宣纸，还是有些惋惜，忍不住说，怎么每换一次店长，都要把原来的布置推倒重来？狗姐是这样，狗夫是这样，佳佳也是这样。每个人大模大样走进你的店，照自己的想法装修一通，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再头也不回地走开。
狐姐就在旁边，听了也不生气，反而放下手里的海报，主动和我搭话。听说我在雨伞厂办公室做事，她眼睛一亮，问我，雨伞上能不能定制印刷？
得到肯定回答后，她当场从单肩包里摸出一个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了起来。她问我一把伞的成本，印刷单价，最低起订量，能卖多少钱，损耗怎么算，一笔一笔算得很清楚。算完之后，她给我报了一个数字，问能不能做成。
我有些诧异。过去在昆虫书店里，我的身份一直是写小说的、坐沙发的老顾客，只有狐姐第一次见面，关心的是我的社会身份，把我看作一条可能变现的路。
我跟她说，我喜欢写小说，不太想聊这些。她像是立刻明白了什么，起身到海报架前翻了翻，抽出一张李沧东的《燃烧》，说送给你，别客气。说完又笑着把话题引回雨伞上。
这是我在昆虫书店收到的第二件礼物，也是第一次被允许带回家。海报成本不高，我还是开心，觉得昆虫书店终于来了一个上得了台面的人。
往后的日子里，狐姐和店里的羊哥合作得很融洽。最开始，她只是从国外海报网站上扒一些高清图片，花八毛钱一张的成本，在网上找人印出来，再摆到店里卖二十五块。
后来，她发现羊哥有绘画天赋，便开始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版权问题。她让羊哥把电影里的经典意象改画成卡通图案，诸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血衣，《沉默的羔羊》里的鬼面蛾，再做成金属珐琅胸针。又或者，找一些颜色和电影相近的小石头，串成手链，配上电影主题小卡片，塑封起来，做成周边。她还正儿八经给这些东西起了一个牌子，叫幕语。
狐姐刚当店主时，蚌哥曾经答应，她设计的周边，赚来的钱全归她。没想到海报、徽章、手链很快卖了起来，逐渐取代二手书，成了市集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狐姐只需要坐在店里，不必举办活动，市集赚来的钱大多便揣进了她的腰包。
此前蚌哥嘲笑狗姐清高时，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的生意头脑。可到了这时，他那点生意头脑，却被一个比他更文艺、更体面的人碾了过去。
蚌哥心里渐渐不平衡，便说店铺可以关门，但狐姐也要出摊。狐姐非常乐意。摆摊时，她将那些销量不好的二手书排在窄窄一角，把自己做的周边摆得宽宽敞敞，又把幕语的招牌放在比昆虫书店更显眼的位置。
有一次，我和蚌哥一起坐地铁。我感慨说，狐姐是我见过最好的店主。他像是被刺了一下，立刻说，你不要忘了，我是学法律的，这家店会握在我手里。
蚌哥说这些话时，并不知道我的心思已经左右摇摆。蚌哥什么都没送过我，还隔三岔五要我充钱。狐姐送我的那张海报，以及她和羊哥后来做出来的周边，让我看见一个上得了台面、敢想敢干的人。
我决定帮一把狐姐。
这时候，桌游哥已经从原来的桌游公司跳槽，去了全国知名的另一家桌游设计公司，当上了职业经理人。狗姐当年在饭桌上羞辱他和奥斯卡的故事，早已成了昆虫书店的经典旧闻。蚌哥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忏悔，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白白失去了一次提高昆虫书店热度的机会。
狐姐也听说过桌游哥的事迹，兴致盎然，说希望能合作。于是桌游哥再次来到昆虫书店。他说，可以在昆虫书店办桌游活动，但盈利要完全归他。如果有必要，还可以以昆虫书店为主题做一款桌游，绘画由羊哥负责，后续运营也可以在狐姐协助下推进。
可又过了两星期，事情没了下文。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便去问桌游哥。他给我发来一个链接，是昆虫书店公众号刚发布的推文。原来桌游哥离开当天，昆虫书店就发布了一场桌游活动，玩的是盗版《大富翁》。
我把链接转给狐姐。她回了一个摊手的表情，说这是蚌哥自己组织的。桌游哥走后，他兴致勃勃地说，与其分钱，不如自己做。桌游是他从隔壁超市买的，最后没有一个人报名。
我知道，昆虫书店和桌游哥的合作再也没戏了。可对蚌哥来说，这也只是他和狐姐博弈中的一个插曲。狐姐接手昆虫书店后，店铺经营蒸蒸日上，管理风格也越来越强势。
之前店里要添宣传物料，相框、塑封膜、画材，买什么都是蚌哥自己决定，直接下单，以便宜为原则。狐姐接手之后，以女生更懂审美为由，把这些琐事揽了过去。东西买好后，她只提交一张清单，让蚌哥付钱。账目清清楚楚，每一笔都是店里该添的，可经她买进来的东西，渐渐都成了幕语的家当。
出摊也让狐姐尝到了甜头。相比在店里办那些没人气的活动，她更喜欢出去赚钱。她可以推销自己的货，认识更多主办方和顾客，加他们的微信；羊哥也可以在摊位上画画像，气氛总比蚌哥一个人守着二手书要好。
于是每周那几个市集，她和羊哥自然而然分了去。市集上抛头露面的，成了梳麻花辫卖海报的狐姐、笑眯眯画像的羊哥。客人渐渐只认得幕语，偶尔提起昆虫书店，也不认得那个躲在二手书摊后面、红鼻头的矮个子。
真正要命的是那些对接人的账号。杭州值得去的市集就那么几个，每个背后都有一个对接人。这些人的微信，是蚌哥风里雨里跑出来的家底。分头赶集之后，狐姐便一个一个跟他要：这场我去，把那人微信给我；那场羊哥去，对接人我也加一下。
有一回我正在店里，狐姐要良渚一个新市集的对接人。蚌哥支支吾吾，说那人不好打交道，还是他自己对接稳妥。
狐姐笑笑，说，蚌哥要是信不过我，那我往后就守着店，哪儿也不去了。
蚌哥涨红了脸，捏着手机，沉默了好半晌，到底还是把那人推给了她。
问题终于在一次分账不均之后爆发。狐姐和羊哥像是突然从昆虫书店蒸发了一样，一夜之间带走所有海报、徽章、手链，甚至带走了蚌哥买来的部分物料。
狐姐会走，我早就觉出苗头。可羊哥也走了，而且是和狐姐一起走的，这却出乎我的意料。我后来常想，他跟狐姐离开时，在他自己心里，多半又是一个受了委屈、不得不走的人。而这一回，在蚌哥的故事里，他大约也把自己放在了受伤的那一边。
离开昆虫书店后，狐姐和羊哥还主动约我和桌游哥吃了一顿饭。那时桌游哥手头宽裕了，生出开一家会员制桌游店的念头，想布置一些有格调的场景，最好能植入些文艺产品。我在书店闲聊时提过这件事，狐姐和羊哥一直记着，想把幕语的东西放进去，便主动张罗着请客。
桌游哥和我前后脚到了约定的川菜馆。中午人多，店员催着下单，我点完菜顺手买了单。狐姐和羊哥这才姗姗来迟。吃饭时，两人反复谈自己的优势，说愿意和桌游哥合作，但要他先付一笔钱。桌游哥不置可否。吃完饭，狐姐和羊哥打车走了。桌游哥让我取消打车，带我去停车场。我这才知道，他新买了一辆沃尔沃。
车子启动时，我叹了口气，说，他们求人办事，还要我买单。
桌游哥只笑了笑。等红绿灯的时候，他感慨道，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所求。许多人空有一身才华，却没处施展。这两个人肯干，却没有资本，只能寄生在别人身上。别看我是经理人，本质上也是这样。
后来桌游哥告诉我，他那家会员制桌游店的场景，最终是在国美的毕业展上找了个应届生。对方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内陆老家，大幅油画卖不出去，只好用寄售的法子，把作品放在桌游哥店里。离开时，还对他千恩万谢。
桌游哥这件事，最后没花一分钱，就办妥了。
10
狐姐和羊哥走后一周，蚌哥给我打来电话。在一段别扭的寒暄后，他问我还能不能联系上主管文艺街区的那位领导。他的摊子，又一次被禁止入场了。
他在电话那头压低声音，说狐姐和羊哥跟经办人的关系更好，这里面多半有阴谋。一会儿说狐姐忘恩负义，一会儿又说羊哥看着老实，其实心思最深。说到最后，他忽然停下来，这才想起问我，最近怎么样。
我说，刚和Zoe分手。
蚌哥显然没有准备好安慰别人，只好先叹了一声，像给自己争取时间，接着说，兄弟，别太难过了，我比你还惨。
我没有接话。
分手前的几个月，我和Zoe还是一如往常。她从父母那里分别借了一点钱，又加上我拿出的那部分，终于去口腔医院订了新的透明牙套。医生看完片子，说她只是有两颗牙齿不齐，要不了几个月，就能被推到正确的位置上。那天晚上，她很高兴，开了一瓶红酒，又夹起一片新买的火腿，送到我嘴边。
可过了几天，她忽然告诉我，自己可能要去上海了。
她说公司里有个机会，虽然不一定能成，但已经投了简历。她说这话时很轻松，好像只是告诉我，周末要去另一个商场吃饭。可我知道，她已经想了很久。
那天我们在她家重看《咖啡公社》。电影放到一半，她忽然说，最近在看《包法利夫人》，越来越能理解爱玛。一个女人待在一个地方，越待越觉得那里太小，周围的人也太熟。她不是一定要去什么地方，只是不能再留在原地。她说，有时候她也想死，也想去巴黎。
她偏过头看我，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上海？
我第一反应其实是想说好，想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想说我可以重新找工作，可以租更小的房子，可以骑更远的车，可以把那些稳定、编制、办公室、靠窗的工位都先放一放。可这些话在我心里翻了一遍，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胆量，最后一句也没能说出口。
这些年写讲话稿，让我练会了一件事：明明只有三分感情，要说出十分；明明有十分感情，却只能说到三分。我每天替领导修饰各种各样的文字，轮到自己，连一句最软、最真、最要紧的“别走”，都说不出来。
她等了我很久，见我始终不说话，便笑了一下，说，算了，我也不是要你现在回答。
第二天，她又在微信上问了一遍。我盯着输入框，删删改改，打了很多句，又一行一行删掉，最后只剩下四个字：我想稳定。
那天晚上，她约我一起吃饭。我们坐在滨江核心区那家常去的餐厅里，又点了一份玛格丽特披萨。她看起来很平静，说我们可以异地，甚至可以一直不结婚，一直保持联系。她说这些话时，像在给我递台阶。
见我始终一声不吭，她起身要走。她说，每次到了新的地方，总是害怕看到熟悉的人。她怕今后等自己变得更加光鲜时，再看到我，就会想起自己牙齿还不齐的时候。
离开时，她俯下身子，亲了我的嘴唇。我的唇边碰到她的牙齿，能明显感觉到那层透明牙套的触感，很薄，很硬，像隔着一层玻璃。
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当晚，Zoe就把我删除了。在此之前，她总嫌自己的名字土。我们一起出去玩，用到身份证的时候，她也总是只把背面朝向我，不让我看到。因此，直到她离开，我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
蚌哥当然不懂这些。他听见我分手，很快又把话题接回自己身上。他说，女人都靠不住。店长靠不住，雇的人靠不住，朋友靠不住，搭伙做生意的也靠不住。
他不到三十，可说话已经带着一种小商贩特有的怨气，像一个在菜场里被人赊账太多次、终于不肯再笑脸相迎的人。
他说，下一回不能再找店长了。
我冷冷地问，那找什么？
他说，找老婆。
我愣了一下。随后，他在电话那头很认真地解释：找店长，要发工资，要谈分成，要尊重对方的想法；对方一不高兴，拍拍屁股就走，临走还能把顾客、渠道、审美和小红书账号全带走。找朋友也不行，朋友最容易翻脸，越讲情义，越算不清。可老婆不一样。老婆是自己人。两个人结了婚，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再苦再累，也得一起守着。
最后蚌哥说，昆虫书店这样的小店，不能再讲什么理想。说到底，我们这些卖书的，和街边卖菜、卖水果、卖馄饨的小贩，没有一点区别。
我想替昆虫书店说点什么。想说它到底不是一个普通摊子，想说那个失业冬夜的火锅，想说辛波斯卡，想说昆虫的时间。可话到嘴边，我忽然发现，自己竟想不出一句不空的话。
电话快挂断时，蚌哥又问我，领导那边到底还能不能联系？
我说，Zoe已经走了，我也没法再找她。
他显然有些失望，嘴上却说，没事兄弟，理解。很快又补了一句，要是以后还有什么门路，记得想着昆虫书店。
Zoe离开后，办公室的日子没有任何变化。领导讲话稿照样要写，宣传稿件照样要改，会议通知照样要拟。我有时会在电脑前突然走神，想起Zoe站在写字楼门口，又想起她最后亲我时，那层透明牙套碰到我嘴唇的触感。
我买了一辆价格不便宜的公路自行车，说服自己是为了通勤方便。可骑上它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自己只是想同从前那个扫共享单车的人分开。共享单车太慢、太旧，车篮里总有别人留下的纸巾和烟盒，座位怎么调都不舒服。刚毕业时，我骑着它从城北郊区到爱莲街，一路吹风，手指冻得发僵，却觉得自己正奔向一个更好的地方。现在我骑着自己的车，在杭州城里打转。车架很轻，轮胎很细，风从耳边刮过去，声音像雨伞厂那台机器残留下来的嗡鸣，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跟Zoe分手后，我还没独自过过一个冬天。气温刚一下降，就很不争气地想她。我想，等手里再攒些钱，就去二手市场买一辆车。有了玻璃窗，能把寒气挡在外头，也许就不会再想起那些骑共享单车的日子。
也是在那个冬天，我又见到了狗姐。
那天，杭州一家国营书店重新开业。我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摆满花篮，红地毯从台阶一直铺到路边。书店里面装修得很亮，书架整齐，灯光充足，咖啡区旁边摆着几盆高大的绿植。几个穿荧光绿Polo衫的工作人员来回走动，胸前挂着工牌，脸上带着培训出来的笑。
我第一眼没有认出狗姐。她剪短了头发，鼻钉也不见了，脖子后面那处俄文刺青被衣领遮住，只露出发青的一角。她怀里抱着一台相机，站在一排新书旁，听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布置拍照位置。轮到领导致辞时，另一个四十岁上下、同样穿着荧光绿Polo衫的女人，扯着嗓子喊狗姐的本名。
狗姐整个人抖了一下，立刻端起相机，一路小跑到指定位置。她跑得很急，把相机举起来时，脸上已经没有什么表情，只剩下一种认真工作的慌张。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她。
那个曾经一手把昆虫书店做出名堂、被人尊称为“城西文艺教母”的人，到头来，在一家国营书店里，被一声本名喊得慌忙去端相机。我想给她发个消息，问声好，这才发现，她早已把我删了。
我把手机收起来。领导还在台上讲话，说这家书店将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为广大市民提供高品质阅读空间。狗姐站在台下，不断调整角度，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每拍完一张，她都低头检查，确认领导的表情、横幅的位置，确认花篮和书架有没有同时入镜。
她躲了那么多年，躲风，躲雨，躲太阳，躲那些正经上班的日子，到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从国营书店出来后，我骑着车在城里绕了很久。那天风很大，钱塘江边的树叶被吹得在地面翻滚。我不想回宿舍，也不想回办公室，更不想回到任何一个需要按时开灯、按时关门、按时打卡的地方。可绕来绕去，城市里能让人停下来的地方，仍旧都要支付一笔费用。
我又骑到了昆虫书店。店门关着。玻璃上贴着几张米黄色的宣纸，还是那种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一张写着，店主平时不在店里；一张写着，书籍自助选购，按标价扫码付款；还有一张画了一只摇着尾巴的小狗，恳求来往的行人，往旁边那个收款码上转一点钱。
钥匙就放在窗台那个摆件后面，熟客可以自行开门。
店里没有开灯，只有街对面的光斜斜照进来。书一摞一摞堆在地上，几乎没有一处下脚的地方。墙上还残留着狐姐贴过的女性主义海报，边角已经翘起来。佳佳写过的几张宣纸被卷成一团，塞在楼梯下面。狗夫留下的黑色丝线还挂在角落，沾满灰尘。噗姐那场醉鬼巡游剩下的贴纸，被人贴在柜台侧面，剩下一半。桌上有烟灰，烟灰旁边是一只喝空的纸杯，杯底干了，留下一圈褐色的咖啡渍。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那块甲虫图案的桌布。它被压在一摞书下面，只露出一只翅膀。
我给蚌哥发消息，说我到店了，你在哪儿？
过了很久，他回我说，去上班了。
这时，我毕业四年。毕业那会儿，杭州城里还开着三家独立书店，后来它们陆陆续续倒闭。而在杭州文艺青年的必去榜单上，新的独立书店又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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