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聊到深夜两点,68岁的王自亮依然精神头十足,像春季起身拔节期的麦苗,根扎着大地。
他是应邀参加第八届中国诗歌节而来到天台的。
对王自亮而言,诗歌从来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是青春时代的一次偶然相遇,是工作与生活的漫长陪伴,也是他穿越不同人生境遇时的精神坐标。但无论身处何处,他始终在以诗人的身份观察这个世界:观察时代如何改变生活,观察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也观察自己如何在一次次转折中重新认识生命。
在他的诗里,有故乡台州的山海,有上海百年变迁的风云,也有一个时代的喧哗、困惑与希望。诗歌陪伴他走过四十余年,他也在不断变化的人生中,寻找着诗歌与现实之间那条隐秘的通道。
王自亮
偶然相遇
王自亮与诗歌的相遇,始于大学课堂。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那一年,王自亮走进黄岩海门考场,第一志愿填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此前,他做过代课教师,在中学教过语文、化学和物理,也学过车木手艺。生活曾经有过许多可能,而高考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

在杭州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与一批名师的教诲,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学世界。老师讲授《诗经》《离骚》,并非照本宣科地朗读,而是吟唱着带学生进入古典诗歌的世界。那些关于文字、音韵与情感的启蒙,渐渐沉淀在他的记忆里
真正让他拿起笔写诗的,是一堂普通的写作课。
大一时,写作课老师余荩布置了一项作业:每个人写一首诗。王自亮写下一名老战士在长征路上吹笛子的故事,“这首诗的焦点其实是倾听”,艰苦行军中,笛声为漫长的跋涉带来片刻慰藉,也让苦难中的乐观有了可以触摸的形状。
这首题为《笛声》的诗,写于1978年,是他的第一首诗。
第二堂课上,余荩老师专门表扬了《笛声》,并作了细致分析。对一个初学写诗的年轻人来说,这份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王自亮后来回忆,那是对自己最高的褒奖。从那以后,他开始近乎疯狂地热爱诗歌,大量阅读诗作,并从大学二年级起陆续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诗歌和散文。
那是一个年轻人通过文学认识世界的年代。诗歌不只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他始终记得余荩老师和《诗刊》副主编邵燕祥给予自己的启蒙。在他们身上,他感受到一种以作品相识、因共同热爱而相交的纯粹关系。人们谈论诗歌,讨论文本,彼此欣赏,不必过多考虑功利。

青年王自亮
这种关系,成为他对诗歌最初也最持久的理解。
此后四十余年,王自亮出版了五部诗集,尚有《长江传》《时间书》《幻象、盲者与命名之光》即将出版。
写诗的过程并非始终顺遂。工作、社会交往与时代变迁不断改变着他的生活节奏,创作有过喷发,也有过沉寂,有过迷惘,也有过重新积蓄力量的时刻。但诗歌始终没有真正离开他的生活。
“像我们这样的人,经历过几个时代,不知不觉,诗歌成为了终身陪伴我们的东西。”王自亮说。
他把诗歌写在纸上,也写在了大地上。
从台州出发
王自亮是黄岩人,出生在东海边。小时候,他家住在椒江洪家街的一个十字路口旁,家中藏书颇丰,周围的同学和伙伴常来借书、换书。小学四年级时,他已经开始阅读巴金、冰心、茅盾等作家的作品。《巴金文集》第九卷,他反复翻阅,书页几乎被翻烂。
文学为年少的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多年以后,当他重新审视故乡与自己的关系时,才渐渐意识到,认识一片土地,从来不是一次性的抵达。
大学毕业后,王自亮回到台州,在地区行政公署担任秘书,起草和修改公文,为领导撰写讲话稿。那时,他曾经向往文学期刊编辑的职业,盼望留在杭州,继续与文学相伴。现实却将他带回另一条道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让他一度感到失落。
但生活,很快展现出它复杂而丰富的另一面。
跟随专家下乡修订《台州地名志》的经历,让他有机会走遍台州的山山水水,接触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积累关于经济社会与人文地理的鲜活印象。与基层干部、普通群众的接触,以及此后在机关工作中接触到的各色人物,也让他逐渐发现,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内容丰厚的书。
王自亮曾经以为,离开文学编辑的岗位,便意味着与文学渐行渐远。后来他才明白,文学的入口并不只有书斋。一个时代的变迁,一座城市的成长,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的选择,都可能成为理解世界的起点。
1990年代,王自亮担任台州日报总编辑。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中国社会,台州的城市建设、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也不断涌现新的故事。他组织记者开展系列报道,关注企业家与杰出人才,重视评论、综合报道和人物通讯,希望通过新闻事件与人物故事引发社会讨论,推动新观念的传播。
新闻工作与诗歌创作,在表面上似乎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要求准确、及时,后者更注重情感、想象与语言。但在王自亮看来,两者并非毫无关联。
新闻让他直面现实,训练他观察社会、辨析问题的能力;诗歌则让他有机会在事实之外继续追问,探寻生活背后的情感、思想与精神纹理。他曾经认为,文学理想与现实工作之间存在距离,而多年以后回望,那些曾让他感到被现实裹挟的经历,反而成为理解时代的重要积累。
从机关到报社,从地方到省城,再到企业与大学,王自亮的人生几经转折。他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也在不同岗位上接触到不同的人物与命运。对他而言,这些经历并非彼此割裂的片段,而是不断延伸的观察线索。
故乡台州,是其中无法绕开的起点。东海的动荡与包容,海洋所蕴含的力量与美感,以及台州人在时代变化中的深沉与生动,共同构成了他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离开、返回与重新审视中,逐渐变得深刻。
王自亮与美国诗人施耐德在一起
一辆汽车与一首诗
2006年,王自亮作出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辞去公职,加盟吉利控股集团,担任集团副总裁,并兼任吉利汽车新闻发言人。
从政府机关走向企业经营,这不仅是工作身份的改变,也意味着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与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他需要直面市场与经营管理中的具体问题,频繁出差,参与车展筹备,处理各种事务。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留给诗歌的时间少了许多。
从外界的报道看,那时的王自亮是一位职业经理人,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诗人的身份似乎被遮蔽了。但在他看来,工作与创作并不矛盾,区别只在于时间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也可能为诗歌提供新的启示。
汽车制造讲究严谨,零部件需要精准匹配,一辆车从设计到诞生,要经过无数次检验与调整。王自亮从中看到了与诗歌创作相通的地方。“一辆车的诞生,就是一首诗的诞生。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精神上的手艺人。”
这句话里,有他早年学习手艺的经验,也有多年工业实践带来的体会。无论制造一辆汽车,还是完成一首诗,都不能依靠粗糙的拼凑。材料如何选择,细节如何处理,各个部分如何形成整体,都需要反复推敲。作品最终呈现出的质感,也往往取决于那些不易被看见的功夫。
在吉利工作的几年里,王自亮亲历并参与了企业的快速成长与战略转型,也见证了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历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位置不断变化,他所经历的,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时代对产业、技术与商业文明的重新书写。
离开吉利十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吉利传:一部“不可能”史》。在这部作品中,他试图通过人物与事件,记录时代与企业家之间的互动,呈现产业变革中的思想、经验与行动。
这与诗歌创作有着某种相通之处:既要有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也要有超越表象的思考;既要尊重具体的人和事,也要努力从个体经验中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认识。
2010年,王自亮转赴浙江工商大学任教。对他而言,这不是简单地换一个岗位,而是一次精神上的回归。他终于有机会从长期紧张的事务中稍稍抽身,与年轻人讨论思想和学术问题,也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
王自亮是台州乃至浙江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践行者。从行动到观察,从观察到反思,他的人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循环。而诗歌,始终在这个循环中,为他保留着一处可以沉静思考的空间。

王自亮与北岛等诗人在一起
写一座城市
近年来,王自亮的诗歌创作再次受到关注。长诗《上海》获得第二届“江南诗歌奖”主奖。这首长达600行的作品,以近百年来上海的崛起为背景,试图呈现东西方文化交错中的城市面貌。
写一座城市,意味着面对无数交织的历史线索。上海既有现代都市的繁华,也有百年历史留下的复杂印记;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坐标,也是不同文化相遇、碰撞与融合的空间。如何在庞杂的历史与现实中找到恰当的表达,并非易事。
《上海》创作历时约一年,修改了二十多遍。王自亮并不满足于描绘城市的外在景观。他更关心的,是一座城市如何形成今天的模样,历史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留下痕迹,以及不同文化如何共同塑造城市的精神气质。
在王自亮看来,诗人不应只沉浸于个人感受,“个人经验固然重要,但只有当这种经验与更多人的生活发生联系,作品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意义”。
“我心中的上海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谈到这首诗时,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经验传达更广泛的共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王自亮的诗歌总与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早年《笛声》中长征路上的老战士,到《上海》中一座城市的百年变迁,他诗歌中的对象不断变化,视野也在不断拓展。但贯穿其中的,是对人、历史与时代的持续关注。
诗歌仍在生活中发生。
而诗人,一直在时代的褶皱里,寻找它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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