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哭与笑
王蓬一直清晰地记得，他是在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见到陈忠实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召开陕西省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王蓬参加了，他记得晓雷、李凤杰、京夫、陈忠实、邹志安、路遥和贾平凹也都坐在台下。那时大家都是刚起步的年轻人，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一批人将撑起陕西文学的脊梁。
王蓬记得，招待所烧了几个蜂窝煤炉子，间隔着放在礼堂的过道，然而还是冷，这些作家都穿着棉袄。有一天晚上，领导安排陈忠实交流短篇小说创作经验。王蓬拿着钢笔和本子，选了一个极有利的位置坐下。陈忠实的棉袄应当是他母亲或妻子缝的，虽然外罩干部服，但是棉袄的圆领明显透露了它的土布质地和传统样式。陈忠实三十出头，有棱有角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干练和昂扬之情。
王蓬钦佩陈忠实，文学创作中的复杂问题，陈忠实竟能一针见血地表达清楚。他的记录是：“什么是文学创作的重大题材？陈忠实说，‘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一定历史阶段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重大题材。’”
一九九四年，陈忠实带队，陕西作家们在汉中举行笔会。汉中市作家协会主席王蓬在酒店大堂迎接陈忠实，他一再向门口张望着。陈忠实一下车，满脸喜悦的王蓬便把一脸和煦的陈忠实引至房间。王蓬给陈忠实沏了一杯茶，也给自己沏了一杯茶。汉中之茶，味醇且香，三口润喉，便神清气爽。渐入佳境，他们才商量这次笔会的相关问题。陈忠实说：“你是主人，照你设想的做。”这一年，陈忠实五十二岁，王蓬四十五岁。恰恰一年之前，陈忠实当选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蓬当选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笔会在汉中举行，显然是陈忠实和王蓬共同策划的。
朋友聚首，更易抚今追昔。王蓬忽然想起当年的座谈会，便放下茶杯，朗朗地说：“忠实，一九七五年初遇你，你交流短篇小说创作的经验，你说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一定历史阶段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重大题材。真是鞭辟入里，我一下子就服了。”
陈忠实并未说话，只是哈哈大笑。道路曲折，然而文学终于到了一定的高度，人生终于到了一定的高度。如此，才会有这样的笑。
然而，永远是哭比笑多。
十三岁那年，陈忠实小学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考场设在西安一所中学，距蓝田县华胥镇油坊街小学约三十里。二十多个毕业生在班主任杜老师带领下，出校后门踏上公路。陈忠实挎着母亲缝的书包，课本、毛笔、墨盒、毛巾和一个混面馍都在里面。能否考上初中谁也不知道，每个学生却都感到兴奋。大约走了十里，他脚后跟剧痛，脱鞋一看，鞋底磨穿，脚后跟磨得发红，血丝密布，已渗进鞋帮。公路尽是石子、沙子，磨破了母亲做的旧布鞋。脚后跟溃烂，越走越慢。前方杜老师已带队走远，却在路边挥手让他追赶，同学们也喊他快走。可他脚后跟钻心地疼，根本追不上，只能流泪。陈忠实担心到不了考场，就上不了初中。
杜老师不愿意丢下陈忠实，便折回来。有一个同学跟随杜老师，也折回来了。陈忠实迅速擦干泪水，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哭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鞋底有一个窟窿，且磨破了自己的脚后跟，更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贫穷。杜老师亲切地鼓励他向前走，他们会等他。接着，杜老师和那个同学便匆匆走了。
一列火车呼啸而过，震惊了陈忠实。他望过去，依稀看见了绿色火车里的男人和女人。陈忠实意识到生活广阔，生活不只是西蒋村的生活。他蓦地来了力量，他想：“我死也得追赶！”遂咬牙追赶杜老师和同学。
上初中才一学期，陈忠实便休学了。家里没有钱，供不起他念书。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儿子念书，那就是他的哥哥。对此，陈忠实也不太在乎。父亲告诉陈忠实，只休学一年，他接受了，是因为他相信父亲。办理休学的事情很顺利，先是班主任签字，再是校长签字，接下来便是到教务处开具休学证明。办理此事的女老师认识陈忠实，班级学习成绩排在前三名的学生她都认识。
女老师见陈忠实要休学，十分诧异，反复问他：“难道没有办法不休学吗？”女老师不愿意让少年耽搁一年，便拿着少年的休学申请书离开了教务处。少年猜测女老师是去找校领导了，也许是的。俄顷，女老师又回到教务处。少年看到，女老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也许校领导觉得已经签字了，且也没有办法予以补助，遂坚持同意少年休学！少年休学，女老师显然不忍，甚至还为可怜的少年忧伤起来。少年觉得女老师的目光像姐姐的目光，她为弟弟般的自己不得不休学，感到难过。女老师缓缓地为陈忠实办理了休学证明，交给少年，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少年便把休学证明轻轻一叠，装进了口袋。女老师走过去，从少年的口袋里取出休学证明，慎重地放进书包里，看着少年说：“明年这时候，你一定要来复学。”
陈忠实向女老师深深鞠躬，离去。女老师关门后又赶来相送。到了校园，少年见人来人往，想到要休学，情绪骤然低落，便加快脚步走出了校园。女老师一路陪着，也到了校门口。她拍了拍少年的书包说：“甭弄丢了。”少年点头不语。女老师安慰道：“休学一年不打紧，你还小。”陈忠实抬头，惊见女老师泪光盈盈，慌忙低头避开，生怕失声痛哭。他踢着瓦片，强压委屈与感动，想把泪水堵回喉咙。却仍有一股泪，硬是从眼里流了出来。几十年后，陈忠实仍记得那泪水的味道。
陈忠实对文学的兴趣，是在初中阶段产生的。他不喜欢命题作文，是因为这类作文多有约束。年轻的语文老师姓车，颇有个性，他的作文允许学生随意写，这让陈忠实欣喜。有一次，陈忠实以两首诗为作文交了上去。他满怀希望，相信车老师会表扬自己。然而出乎所料，他的诗不但不在优秀作文之中，反而评语中的一个句子彻底伤害了陈忠实：“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陈忠实觉得屈辱，便敲车老师的门，且高高举起自己的作文本质问这个评语是什么意思。陈忠实认为，车老师显然判断他的诗是抄袭的——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写出如此优秀的诗呢？车老师抽着烟，居高临下地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
陈忠实暴怒，撕下作文本里的诗和评语，几乎扔向车老师。车老师满脸惊愕，目光含怒。陈忠实瞬间恢复理智，把字纸装进口袋，愤愤而去。此后他与车老师决裂，在学校遇见便背身或绕行，课堂上从不回答车老师的问题。此事可见陈忠实性格之一斑。教学继续，作文也在继续。这一次，陈忠实写了一篇小说，是根据西蒋村一个农户以其桃园加入农业合作社之事所写的。
这篇小说带来的交往成为契机，改善了陈忠实和车老师的关系。作文讲评，车老师仍未提及陈忠实，这难道是要积怨成仇吗？冬日的一天，陈忠实正在校园扫雪，车老师过来拍他的肩膀，且一只胳膊绕在他的脖子上，带他往教研室走去。陈忠实错愕，也只能跟着走。车老师向教研室的两位老师介绍了陈忠实，一男一女两位老师都笑了。由此推测，车老师已经在这里说过陈忠实，且可能是夸奖了。
车老师接着拉开抽屉，取出陈忠实的作文本说：“市里要进行中学生作文比赛，咱们学校将推荐两篇，其中有你的一篇。”陈忠实茫然，局促，喜出望外。车老师说：“我改正了错别字，修改了一些句子。我还为你誊录了一遍，因为你的字不太硬气。如果同意，我就推荐到文学杂志去，看能否发表。”说着，车老师又搂住他的脖子。陈忠实百感交集，似乎有泪水在眼中酝酿。
过了一夜，陈忠实精神十足地去上语文课。他挺起腰，目不转睛地望着车老师。车老师略有间歇，提了一个问题，请学生回答。陈忠实立即举手，且颇为激动。他觉得这是在忏悔，他觉得自己过分狭隘，竟恨过车老师。车老师见陈忠实举手，特别高兴，便指定他回答。陈忠实站起来，然而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一再哽咽，忽然就泣涕涟涟。
蒙万夫执教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以研究当代作家及其创作著称。他和陈忠实有交情，且往西蒋村看望过陈忠实。当时陈忠实正在盖房，蒙万夫便跟工匠一起吃了农家饭。评论陈忠实的小说，他见瑜评瑜，见瑕论瑕，坚持实事求是。陈忠实认为是瑜，蒙万夫却认为是瑕，两人出现了分歧。蒙万夫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顺着陈忠实，把瑕评论为瑜。正是这种脾气，反倒赢得了陈忠实的敬重。可惜五十七岁时，蒙万夫便因心肌梗死病逝了。
遗体告别，陈忠实见到蒙万夫，弯下腰大哭。李君利赶紧过去扶住他，劝他节哀。大庭广众之下，祭者芸芸，陈忠实大哭着离开了殡仪馆。
惊悉路遥因肝硬化腹水病逝，陈忠实立即从西蒋村赶回陕西省作家协会。他径直走进办公室，一坐在椅子上就慨叹了一声，说：“作家苦啊！”随之大哭。办公室主任王根成见陈忠实脸上有泪水，一时还慌乱了。顿了顿，他才拿上毛巾，在水龙头上淋湿，递给陈忠实，让陈忠实擦泪水。陈忠实缓了缓，平静了，王根成才汇报吊唁活动的安排。
路遥病逝之后大约两个月，邹志安也因肺癌病逝了。路遥四十三岁，邹志安四十六岁，陈忠实难免有兔死狐悲或物伤其类之感。
陈忠实和邹志安都是农村人，皆以文学创作之成绩，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邹志安到了城里，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也到了城里。随邹志安一家人到城里的，还有其祖祖辈辈所用的酸菜缸。一家人唯邹志安有工资，这一点儿极像陈忠实的情形。邹志安往往凌晨三点起床创作，眼睛总是红的。陈忠实知道，邹志安压力甚大，不熬夜不行。
临终之际，陈忠实看望了邹志安。他懂邹志安牵挂的是什么，遂一件一件答应，会安顿其母亲、妻子和孩子。邹志安半醒半昏，一直闭不上眼睛。等到陈忠实承诺处理所有的事，他才点了点头，放心而去。亲历这样的过程，陈忠实着实伤感。
赵先生，官员，是邹志安的朋友，也认识陈忠实。邹志安病逝几年以后，有一次，赵先生碰到陈忠实，颇为激动地说：“陈主席，志安病重的时候，我见了他。”陈忠实说：“我知道你们交情深。”赵先生接着说：“志安敬重你，反复说到你。那天，志安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我想看到陈忠实悼念我的文章呢！’”一闻此言，陈忠实猛地打断赵先生的话：“不说了，不说了！”泪水便盈眶欲溅。
陈忠实万万没有料到，五十八岁之后，自己竟会卷入权力博弈的风波。陈忠实分明感到单位的气氛是诡异的，同事多在躲着他。作协主席的办公室颇为宽大，他一向在此审阅文件、批示、签字、安排工作、接待朋友，或挥毫泼墨，然而他越来越觉得，无法自得且安然坐在这里了。
陈忠实并无优越的去处，遂决定回西蒋村，他的故居。二〇〇一年，春节之后，整个社会迅速从短暂的休止重返活跃，特别是在体制内工作的，都按时上班了。陈忠实没有上班，因为上班使他感到痛苦和愤懑。他黯然神伤地回到西蒋村，要在老屋住下了。
妻子王翠英、长女陈黎力及孙子送他返乡，路上除孙子高兴外，妻女皆沉默。亲人备好无烟煤、馒头、面条和臊子，供他度日。目送他们离去，陈忠实顿感冷清空落。年近六十竟落到这般光景，却只能接受。于是他开始孤独地吃饭、喝茶、前后院转悠，然后睡了。
鸟鸣声唤醒了陈忠实，他意识到天明了。他披上衣服，坐在窗前，透过玻璃寻找鸟儿。他看见后院的屋脊上有两只斑鸠，彼此亲昵。它们欢快地叫着，且欢快地扬喙和翘尾。
陈忠实久久地望着斑鸠，倏然觉得生命的神奇和伟大，觉得天下事物无不在循环往复。一阵感动，泪水便模糊了眼睛。
哭比笑多，且笑未必都是开怀的、得意的和自信的。
王仲生夫妇是陈忠实最信任的朋友，陈忠实请他们陪自己去医院看病，查出了舌癌。除了医生，最早知道陈忠实患了恶疾的便是王仲生夫妇。王仲生是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批评家。
二〇一五年的一天，王仲生夫妇到西安石油大学看望陈忠实。这里有陈忠实的工作室，以往他们夫妇也来工作室，然而此行异于以往：陈忠实患有恶疾，且已经治疗数月。他们夫妇坐在沙发上，陈忠实也坐在沙发上。面对面坐着，且彼此相距很近。陈忠实不说话，王仲生不说话，王仲生的妻子李芳霞也不说话。屋里共有三人，三人都不说话。
陈忠实用左手和右手撑着沙发，苦笑了一声，接着左手和右手交叉，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声苦笑，不过它显得特别长。
十年了，陈忠实的苦笑一直回荡在王仲生的脑海中。虽然是无奈的苦笑，然而它也坦然、开放，透露了陈忠实抵抗病魔的状态：我尽了全力。
释怀之孔
手机是一种便携式通信工具，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象征。手机现在已经普及了，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存在着，但它的存在却不是自然而然的。手机的普及，尤其是它进入中国，以及中国人对它的反应，考察起来，都颇有意思。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地无线对讲技术日渐成熟，为移动电话研发打下基础。一九七三年摩托罗拉造出首台手持电话样机，一九八三年正式量产民用，堪称通信史上划时代的突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手机初入中国，颇有几分新奇，非普通人可用。常见的是，十人聚餐，仅一二人有手机。机主将其放在杯旁，铃响，抓起手机离席至墙角低声通话。低调瞬间转为夺目，引来满堂目光。
二〇〇二年我执教陕师大，初任不上课，因没有劳动却领薪水而忐忑。我便建议院长办文化讲座以活跃氛围。那时新校区荒凉，正需要提振士气。院长支持，嘱我联系赵副院长。遂邀石兴邦、陈忠实、芦苇、高小贤等名家主讲。讲座反响热烈，高小贤却遗失手机。
高小贤是陕西知名妇女工作研究学者，亦为我友赵宇共之妻。她风格平和，是讲座的理想人选。当时该领域人才济济，我仍选定她，因其研究专注、成果丰硕且气质从容。其夫赵宇共身为民俗专家兼小说家，与我因好古相知已久，这层关系亦是邀请因素之一。遗憾的是，讲座期间高小贤遗失了手机。
那天学生甚多，礼堂几乎没有空位。一方面，学生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学校也做了动员。是谁主持的讲座，我已经忘了。理应是一位院领导，这是规矩，也是传统。高小贤讲座的题目，我也忘了，不过肯定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虽然忘了她的讲座题目，但她丢了手机之事我却牢固地记着，且若一片云似的浮在我心里，怎么也挥不去。
在热烈的掌声中，高小贤走下讲台，走出礼堂。接着，她乘车出了校门。我陪她回家，不仅陪她，我也陪石兴邦、陈忠实和芦苇回家。这些著名人物都是我邀请的，我接他们，也送他们。我为主，他们为客，我齿历少，他们齿历多，我以接送表达对他们的敬重。
讲座费二百元，事先未告知他们。事后我利用陪这些著名人物回家之机，一边道歉，一边羞涩地把信封递过去。讲座费之薄，荡我骄傲，催我卑微，然而这也是一种体验。
夜色弥漫，路灯偏黄。车出了校门，行驶大约十五分钟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向高小贤支付报酬。她接了信封，说：“谢谢！”须臾之间，高小贤蓦地想起了她的手机，惊异地说，“我的手机忘在讲台兜里了。”
讲座开始不久，其手机骤响，遂拒绝接听，且立即调为静音状态，放在了讲台兜里。这是一串连续的动作，俄顷便完成了，甚至没有多少人觉察。
川流汤汤，逝者如斯。逾二十年之后，二〇二五年四月二日，陕西知识界传播的一条消息触动了我：曾任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的高小贤逝世了。噩耗太突然，太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刹那之间，我的脑海非常清晰地浮现出为她寻找手机的情景：我让车靠边停，判断手机不会丢。我立即给赵副院长打电话，请他设法取回手机，手机是三星牌的。我还拨了高小贤的电话号码，手机通着。我以为没有问题，遂让高小贤放心。少顷，赵副院长电话回复我：辅导员往礼堂去寻手机，讲台兜里没有；保洁员已经打扫了卫生，并未发现手机；此事也不宜问学生。
我简要告知高小贤相关情况，实际上她也听到了我和赵副院长的通话。我硬着头皮让司机继续送高小贤回家，我回头再找。我沮丧之至，感到负疚。
逾二十二年，固然短若俯仰之间，不过也是长若一代、长若一世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高小贤从未提手机之事，我也没再反馈寻找手机的事。所谓“回头再找”，只是搪塞，因没有什么回头，也根本不会再找。
高小贤带着宽容的语气说：“手机丢了就丢了。”不过我尴尬，且羞愧。我不联系高小贤，是我无法向她交代。规避她，规避她的丈夫赵宇共，都使我感到一种无赖和可耻。我没有办法使高小贤的讲座善始并善终，是因为它并非我个人之事。虽然如此，我偶尔也会暗忖：高小贤的手机到底去哪儿了？校园有鼠，也有猫，莫非真是某只鼠或猫窜入礼堂叼了去？我不能推测，再推测便有一点儿残酷了。
按道理，是应该直面此事的。然而谁来直面此事呢？直面是需要义、勇和智的，谁有这种精神呢？也许校园的银杏树或梧桐树有这种精神吧。遗憾这种精神藏在树根里，挂在树叶上，不出来，也不下来。二十余年，一忙就会忽略这件事。然而此事并未解决，当然也没有归为零。实际上，此事一直居于我心，偶尔会想起来。想起来，二十余年之前，那个秋天的晚上，高小贤说：“我的手机忘在讲台兜里了。”声音朗朗在耳，神情历历在目。
高小贤去世七天以后，我给赵宇共打了电话。我表达了对其妻子的哀悼，接着，我完完整整地报告了手机遗失之事。我说：“二十二年，我再也没有联系高老师，再也没有联系你，是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此事。我并非无礼，我一直感到抱歉。”赵宇共说：“小贤不问此事，是体谅你，不想让你为难。”
我终于得到机会，进行了一次透彻的交流，且获悉了高小贤的意见。释怀之孔，瞬息出现，我轻松了。然而她的手机究竟是谁从讲台兜里拿去了呢？拾者或窃者，是否有过一丝的忏悔呢？不得而知。
赴宴之难
小鲜，我喜食；珍馐，我更喜食。异士，我乐见；朋友，我更乐见。但近来我却觉得赴宴是沉重的负担，情怯且兴减。
常有聚餐，当然尽是朋友所邀，颇为荣幸，可惜我迟到一次，又迟到一次。虽然聚餐不要求像正式会议一般庄严和郑重，然而总要有时间约束吧！所以即使是聚餐这等轻松的事，一旦迟到，我也尴尬且沮丧。我一向是自尊的，也是自律的，不想迟到，不愿意让女士们和先生们等我。
我居秦岭北麓，赴约动辄数十里。虽非故意迟到，却常因路途阻滞误点。尴尬之余，我更觉出这“准时”本身的荒谬：古人日出而作，何等从容？今人却被钟表驯化，为一顿饭如临大敌。既如此，不如直言“我不适合这种游戏”。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障碍。我素不喝酒，以一杯茶加入觥筹交错之中，即使宾主不弃，自己也觉得别扭。方英文建议我，喝不喝酒，端起杯，当碰就碰，起码步调一致了。固然步调一致了，不过我明白，自己是假装喝酒。假装喝酒，假装高兴，假装慷慨，假装深沉，久之，都会产生心理问题。我还是以一杯茶混吧，然而其混，合乎我的质性吗？
坐东者为主，我是主客，主还有别的客。凡客皆是主的朋友，但客与客却不必是朋友。围桌而坐，亦熟亦生，亦近亦远，亦亲亦疏，可深入交流吗？牙嚼牛羊，舌品蔬蔌，往往言不及义，笑不开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免让我坐首席。我不喝酒，更不善左招右呼，尤不会以妙语调动情绪，酿造喧哗热闹之气氛。我再三推辞，说：“首席不合适！”答：“怎么不合适？就你合适。”归位首席，只有在家里，或面对学生，我才自在。其他场合，我皆不适。
我没有给少长夹菜的习惯，也不欲享受他人夹菜的待遇，各用各的才得体，也更舒服。然而偶尔会遇到或主或客给我夹菜的人，劝止不成，遂只能忍受。然而现在，我要终止这种忍受了。
毕竟是一个爱智者、一个写作者，脑海当然会有一些问题萦绕着，所以渴望倾诉，也渴望聆听。然而斯世之聚餐，鲜有精神探索，一般是先上凉菜，再上热菜，热菜中有素菜，也有荤菜。一旦宣布吃，便连续吃起来。吃完了，便有资深朋友问主曰：“差不多了吧？”主遂雄视左右问诸侯：“还需要什么不？”诸侯曰：“好了，好了！”就散了。没有新闻交流，没有见解和思想交流，岂不是只剩下饱腹吗？何处不能饱腹？为什么要花三四个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去饱腹呢？
若此，赴宴难。
也许我本就不想赴宴，才潜意识地以迟到曲曲折折表现出来吧！是否？也未可知。总之，此事难，我将辞谢了，乞谅为荷！
【朱鸿，陕西长安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出版有散文集四十余部，代表作有散文集《夹缝中的历史》《长安是中国的心》《吾情若蓝》和著作《朱鸿长安文化书系》《中国散文通史》。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版本。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奖以及首届陕西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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