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我刊率先推出诗教专题，聚焦当下新诗教育的困境与突围，引发社会广泛共鸣，亦为全国诗教热潮再添薪火。2025年以来，我们多次邀请著名诗人、刊物主编、文学馆馆长、一线教师及诗教活动策划者等多元主体持续发声。本期，四位背景各异的作者：高校学者、全国诗教名师、扎根基层数十年的中学教师、投身诗教公益的大学生诗人，他们从研究、课堂、田野与青春出发，以各自的经验与温度，为我们呈上关于诗教的最新思考——不止于教诗，更关乎育人。因此，本期我们继续推出诗教专辑，以飨读者！——本刊编辑部 周文波
现代诗教乃新诗基本问题之一，如学者张桃洲所言：“新诗教育已不可能像古代‘诗教’那样，仅仅视以‘仁’为内核、具有德行的君子为‘完人’，而是对之倾注更丰厚内涵、更富于时代特征，以回应急剧变化的历史语境。”确实，今人理应开掘以新诗阅读与写作为主要实践内容的现代诗教意涵，并且此类诗教绝非限于教导一种修辞能力或文体技艺，而应必然指涉“富于现时代特征”的育人旨归。学者陈仲义于《新诗教育的顽疾、缺位、应对策略及其“新实验”》一文中指出，“新诗教育的关键在于向‘生命诗学教育’的转移——侧重开发学生的诗性思维”。此言不谬，相较于德行教化，现代诗教的育人旨归应侧重深化人的生命体认。即，现代诗教应重视通过阅读与写作培养诗性思维，并以诗性思维观照生命经验、育养生命意识、建立并省思自我与世界之联系。按陈超在《生命诗学论稿》中的说法，好的意象应当是作家的“生命心象”，真正的写作应当是“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而真正的诗人有其“生命深处的熔炉”。也就是说，优秀的诗作必然不缺乏生命意识，其语言现象是生命意识的敏感赋形，且通常积蓄个体生命之激情。那么反之亦然：诗性思维的困境也对应着生命处境的险难，其滞涩麻木对应着生命意识的委顿，诗学问题即生命问题。故而“生命诗学教育”实践应不止于开发诗性思维，亦需重视对诗性思维弊病的警惕与疗治，此亦是现代诗教的应有之义。例如，“枯藤老树”症候乃诗思顽疾，亦指涉生命之困境。 废名于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文艺”，讲义开篇谈《尝试集》， 以《蝴蝶》和《天净沙 · 秋思》为例，说“《蝴蝶》算得一首新诗， 而‘枯藤老树’是旧诗的滥调而已”。此说特立独行，亦振聋发聩。废名于讲台上甫一开口就拿“什么样才是新诗”做议题，正是冲决新诗教学之隘口。而他以上述文本比较为第一抓手，乃是触动学生，使其挣出“诗意”诱惑的一记“棒喝”。“滥调”所指涉的，正是众学生熟悉的由诸个视觉意象铺展而出的诗意，且为众人心向往之。但那很可能是种陈陈相因的事物——意象及其绑定的情感公式。废名打比方说，像“一般国画家的山水画一样，是模仿的”。囿于固定的笔法程式，一般山水画给予的视觉形象相近，其情感公式亦相近，就可能造成抒情的限度。这种限度并非仅仅指涉生命情感经验的内容、范畴（如现代经验的无从表达） ，更指涉抒情方法的规训（如人与自然的情感交往范式）。废名说旧诗多是“情生文，文生情”，其表达正提示人们，传统诗文学育有成熟的“文”，即规则化的情文相生机制，这种机制愈严密，则愈发意味着命名系统的闭锁，“滥调”“模仿”的滋生由此而来。 废名的“现代文艺”第一课或给人们警醒——濡染了十余年传统诗文学的“诗意”教育， 正可能成为新诗写作将遭遇的第一道坎坷。对此，诗人王家新在《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试论中国新诗的“诗意”生成机制》一文中给出了颇有针对性的方案。他主张用“诗性”替代“诗意”，称“对传统诗意的修正，扩展和刷新，还意味着一种现代‘诗性’的重铸”。问题在于，诚然传统诗意作为一种审美惯性已然暴露其限度，然而重铸一种所谓“诗性”是否也意味着重铸了另一套严密的命名系统，意味着铺设了现代版“情生文，文生情”的创作机制与意象群落？这种系统、机制发展至成熟，足以有效指涉现代生命情感经验，甚至能够如王家新所定义的一般，呈现“思、言、诗、在的同一”。但它会不会依然像一个广义的深圳大芬油画村，产出无数“中国梵高”的面目，或至少呈现此种危机？如“荒原”“镜子”“空白”“骨头”“面具” “盐粒”等词屡见不鲜，会不会“诗性”培植了它必要的意象群落？会不会“专制性幻想”（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沦为了诗歌面目的化妆术？会不会一种像“诗”的诗依然能够高效地形成？诗评家一行在《诗歌的原木》一文中称诗歌创作有两种语言， “一种是从生命和个性深处自然生长出来的语言；另一种是通过短时间、高强度的模拟学习，把各种诗歌语言的成分压缩在一起形成的语言”，前者为“原木语言”，后者即“压木语言”或“二手语言”。“压木语言”所指正是这种问题：“枯藤老树”症候戴着“诗性”的面具仍旧招摇过市。 上述情状好比：一架潜在的富有“诗性”的“诗歌机器”得以完成，所谓诗人亦成了拉下启动摇杆，期待着文本产出的诗歌游戏者了（那台机器内置于游戏者的智识能力中）。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悍然临降，“诗歌机器”的客观存在无从忽视（例如小冰生成《阳光失了玻璃窗》， 小封生成《万物都相爱》） 。面对愈发成熟的人工智能文本生成机制，人们难掩忧虑。学者杨庆祥在给《万物都相爱》的序言中写道：“人工智能的写作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类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写作已经穷途末路。”小封能够生成如“一朵萎去的太阳/使我在这墙上乱画”（尽管整首诗复制的痕迹太明显）的句子， 已然摆脱“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旧意象与旧诗意，诗性声腔有模有样甚至让“玫瑰”意象融入现代工业属性：“那枝没有开好的玫瑰/已经拧紧了绽放的细节”。“枯藤老树”也可隐喻性地指涉诗歌语言的标准，抵达这样的标准正是“诗歌机器”的出厂条件。DeepSeek对此标准的抵达甚至更为充分，《诗刊》副主编霍俊明于《DeepSeek：算法天幕与未来诗学》一文中指出，其能生成质量不俗的新诗文本，“使专业编辑已经很难对诗人和AI化的诗给出极其准确的判定和区分”。但所谓的标准本质上正是诗歌语言的困境。前文述及批评者担忧的“穷途末路”，本质上就是这样一场危机：诗歌语言的“滥调”“模仿”情况即将越出人力极限，不可遏止。需要指出的是，“枯藤老树”症候并非简单指涉现代与传统之诗学冲突，它也并非人工智能时代浮现的新问题（恰恰相反，是AI严重暴露了人类写作既有的问题）。它意指诗歌语言的基本问题，指向诗歌发生历程中创造力流失的重大危机。现代诗教有必要警惕并预防此种症候的萌蘖滋生，在扑面而至的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必要性显得愈发紧迫。 亦有必要指出， “枯藤老树”症候不只是诗学问题，也关乎人的感性生活，指涉人的情感运动之模仿。在《AI时代， “诗教”激活人类主体精神》一文中，李少君说：“诗歌，最终要创造一个有情的意义世界。”然而倘若情感运动被公式化，感性生活始终呈现被设计的样式，那么此种“世界”恐怕难免生机黯淡，沦为一个空心表达。“枯藤老树”式样的公共情感通道固然便于传情达意，但公式化传达必将造成个体感性内容的磨损，被磨损的情感细节及其蕴藏的真实性为人所不见，便会造成情感交往的预制性、机械性。如陈超言：“诗人意识到的情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中普遍存在的沉睡着的东西，诗人没有发现什么，他只是唤醒了它们。”所谓“唤醒”，应当是一桩情感事件（及其转化的诗性经验）对另一桩的影响，即使那最有价值的部分普遍存在，其呈现样态和生效情境也势必有具体性、差异性。而对这份具体性、差异性的重视，才是情感之为情感的重要依据。 “枯藤老树”症候造成的更严重问题是主体表达的复写趋势、生命自白的范型调用。难以避免的是， 我们身处一个自我流失的语境，摹写的自我时常伪装了个体生命。例如学者文贵良在《封面传媒小封〈万物都相爱〉： 人工智能的“有机体”诗歌论》一文中指出，《万物都相爱》突出“我”与“我们”，体现了背后算法的某种趋向，即通过代词的使用来建构一个高仿的人格主体。而且，小封用这个“我”广泛言说了爱情、时间、梦、眼泪，甚至语言本身。“诗歌机器”已经窥得门径，仿写“有我”之诗以谋得其艺术合法身份，诚然那只是语言现象的拓本、能指群落的循环演出。富有创造力的意象、值得提倡的诗语言，应当能够令读者亲身感受其间移情的紧迫性。如威廉 · 燕卜荪所说：“诗人应该写那些真正使他烦恼的事，烦恼得几乎叫他发疯。”现代诗教理当引导新诗习练者辨认发自个体生命深处的自白冲动，敏感于自白的模仿成分。这并非重提临水自照的“纳蕤思”，而是主张克服了“纳蕤思”一般的自我想象（浪漫化的姿态与言辞范式） ，正视乃至逼视自己的生命情感经验。正如陈超所提示的，现代诗教也应引导人们珍视如下写作经验——“充分个人化的瞬间的‘一次性体验’”。写作训练需重视对此类“一次性体验”的捕捉，写作者应置身诗性经验发生的现场，悬置生活与审美的一切既定结论，逼视自我的感性生活，并刻骨地体验为情感运动赋形的艰难历程。所谓“一次性体验”并非指刻意制造语言奇观，或把诗性经验的降诞寄托于语言生成的随机性。前者是假东西，后者则是观念艺术的复写行动。在真正的“一次性体验”内部，那种移情的紧迫性与言辞表达的紧张度会贯注全身， “一次性”指涉的是在场感和唯一性，仰赖对“个别”的尊重和对“精确”的追求（借用意象派的有力宣言：“诗歌应该精确地处理个别，而不是含混地处理一般”） ，这种体验亦是真正的“有我”写作的必然要求。综述之，体认生命自白冲动，激活主体表达的“一次性体验”， 于自我流失的时代重建自我表达，以上论述理应成为生命诗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不得不说， 而今太多诗作被焦急地产出，被心不在焉地兜售，此亦为诱发“枯藤老树”症候的因素之一，现代诗教所务应与之有别。正如学者一行所言：“原木语言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密度和结实度完全来自生命时间，它没法在短时间内形成，而是要经历一个从幼态向成熟不断转变的过程。”重要的不是要求习练者尽快提交“成熟”诗作，而是尽可能地引导他基于真实的自白冲动，去辨认、赋形自己的生命情感经验。在此过程中，作为语言现象的诗固然重要，但作为个体精神现象的诗更值得珍视。其间，现代诗教所务，应是帮助习诗者（或读诗者）养成察觉语言故障、识别“枯藤老树”症候的警觉性。这是诗学长成的必要，也是生命育养的必要。
（本文系淮阴师范学院教学改革与研究专项课题“创意写作视域下的新诗教学改革研究”（2025ZXJG027）部分成果。）
周文波，江苏常州人，生于1990年，文学博士，讲师，现就职于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写诗、论诗、做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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