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评论家、广东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谢有顺应邀参加9月20日举行的“时代精神与新大众文艺——第84届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在文化讲坛上，谢有顺讲述文学创作心得。朝花时文公众号今日摘登谢有顺的发言，敬请垂注。 谢有顺参加第84届解放日报文化讲坛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此次活动，我曾经也做过报纸的编辑，所以要热烈祝贺解放日报“朝花”70周年。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现当代以来，所有作家的成长都和报纸的副刊有很大的关系。不论鲁迅、巴金，还是今天在座的刘心武老师、陈彦老师，都经常给报章写文，他们的很多文章也通过报章流传。一张报纸的情怀、价值观，包括那种值得反复读的部分往往体现在副刊，而副刊的核心就是文学。
今天我为什么要谈“应该把文学定义为一种能力”？我在大学教书，越来越觉得不应该把文学仅仅视为一个学科、一种知识谱系、一种修辞或者技巧，我认为文学应该被定义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包含感知、审美、价值判断，会决定你如何面对世界、面对自我。这种能力关乎一个人如何以有限的身体去感知无限的世界，如何在信息的洪流中作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如何在语言中留下不可复制的生命印记。在AI时代，知识多不再是优势，如何结构化地理解知识、如何在海量信息中作出选择与判断，才是核心能力。
前段时间，《纽约客》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位计算机科学家用ChatGPT-4微调了当代30位著名作家的作品，让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盲测。结果，三分之二的学生分辨不出哪些是作家原文，哪些是AI仿写。后来他又让AI仿写自己尚未发表的小说片段，发给7位最亲密的朋友，其中两位还是知名作家，竟无一人能辨认真伪。这迫使我们反思：我们引以为傲的“独特的作者声音”究竟是否存在？人类写作的独特性，是否也可能是一种语言幻觉？如果我们要继续从事研究与写作，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思考。但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便AI能够模仿风格，它能否模仿风格背后的生命实感？能否模仿那种因为恐惧、因为疼痛、因为爱而不得不写的冲动？
为此，我想提出三点思考。
一、要重建文学求真的维度
这种“求真”不是新闻报道式的真实，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关乎人类存在本身的真实。它是对经验之混沌的诚实面对，是对内心不可言说之物的执着探寻。
文学求真，最重要的是在语言上留下自己的指纹，我称之为“语言的指纹”。署名只是制度性认证，指纹才是身体的印记。判断一篇文章，不能只看它有没有风格化，更要问它有没有身体化——后者比风格化更内在、更难以伪造。风格可以模仿，但身体的印记无法复制，因为它来自一个具体的人在具体时间、具体空间中的具体感受。
比如卡夫卡。他患有肺结核，常年咯血；他偏头痛，失眠严重；他与父亲的关系紧张到极点，一生都在父亲的阴影下战栗。这些身体性的紧张与焦虑，转化为他笔下那些压迫性的意象：永远无法抵达的城堡、不可上诉的法庭、走不出去的迷宫。它们都是卡夫卡身体边界被侵犯、被挤压的证据。没有肺结核和偏头痛的AI，永远写不出《变形记》——它可以模仿卡夫卡的语气，却无法拥有卡夫卡的肺。
再比如福克纳。他那标志性的长句，从句套从句，读起来让人透不过气。有些批评家说这是技巧，但我更愿意理解为，那长句本身就是意识在记忆迷宫中挣扎前行的轨迹。福克纳写的是美国南方的衰落，但他真正在处理的，是他自己意识深处的窒息感——那些长句是呼吸困难的修辞化表达。
还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那不是风景描写，而是一个从边地来到都市的身体，对故乡水土的重新辨认；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昆明的菌子，那不是食物的罗列，而是一个经历过饥饿与流离的身体，对味觉记忆的深情挽留。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说，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方式。文学求真的核心，或许正在于让写作回到这种“拥有世界”的身体性之中。当我们读鲁迅的《野草》，那些奇崛的意象——“无物之阵”“死火”“过客”——不是修辞的炫技，而是一个在黑暗中独行的身体对世界的触感。研究者与批评家同样需要这种求真意识。我们做文学批评，不是用理论去套作品，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触碰文本中的生命经验。
二、要有写作确权的自觉
我所说的确权，是指写出来的部分必须是我才能写出来的。读者要通过文字认出我这个人。与AI相比，为什么这段文字只能是我写的？因为我会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在对很多事情都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依然选择说出这句话、写下这个事实——这就是确权，它意味着我仍有不可遏制的写作渴望。
我写出来的东西，是我的身体在特定时空、特定创伤与感受下的产物，我必须为它负责，而AI无须负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杀人犯”的标签，而是深入这个人物的哲学迷狂之中，让读者理解他为何会认为“不平凡的人有权犯罪”。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不是安排一个戏剧性结局，而是让读者跟随安娜的每一步，感受她被社会规训与内心渴望撕扯时的真实痛苦。鲁迅写阿Q，不是简单说“这是一个愚昧的农民”，而是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恋爱悲剧、他的“革命”闹剧，一层层剥开那个时代的国民性。鲁迅为每一个判断负责——他用全部的生命经验在验证这些判断。AI可以模仿鲁迅的文风，但写不出阿Q——因为阿Q是从鲁迅对旧中国的切肤之痛里长出来的，不是从语料库里统计出来的。
正如我们谈论贝多芬最后几首弦乐四重奏，谈论博尔赫斯失明之后的写作，谈论鲁迅晚期的杂文，会使用“晚期风格”来指称那种独特的、往往是晦涩而决绝的美学质地。晚期风格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来自一个生命体在逼近终点时的特殊状态——身体在衰败，时间在迫近，世界在远去，而一个人仍然在语言中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因死亡迫近而产生的语言变形，是人之写作不可让渡的尊严。AI不会变老，不会失明，不会面对死亡，所以AI写作永远不会有“晚期风格”。写作确权是对个体“在场”的确认，它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在场证明——证明这个文字来自一个真实的生命，在一个真实的时刻，面对真实的世界，做出了真实的反应。
三、不要追求写得好，而要追求为什么写
我可能写得不好，但我依然要写，还想写。这个“为什么”的理由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一个生命有限的人，如何面对无限的虚无？他选择了沉默、对抗、留下搏斗的印记——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写得好”，而是为了证明：我活过，我恐惧过，我质疑过，我存在过。卡夫卡临终时嘱咐好友焚烧他的手稿，这个细节意味深长——他写作的动力从来不是发表、不是声誉，而是写作本身作为一种存在的方式。他的文字是他与世界搏斗时留下的伤口。
重新追问“为什么写”，是一种写作伦理上的觉醒。面对这一紧迫追问时，我们会意识到：因为我还活着，因为我尚未与生活和解，因为我恐惧被遗忘，因为我欠世界一份属于我个人的证词——所以我要写。这个理由，远比写得好不好更重要。读者可以通过文字认识你，也可以通过文字审判你。我们通过文字来指认自己的灵魂，这或许就是写作最深层的动因。
所以，回到最初的判断：文学首先是一种能力，在AI可以无限生成的时代，这种能力不是关于如何写得更好，而是关于如何以一个会死的人的身份，亲自说出那些必须被说出的东西。这才是AI时代文学不可被替代的价值，也是我们必须守护的写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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