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谈论或总结2020年至2025年四川诗歌的生态、发展、新变以及特点、景深、可能性，这显然是难度极大的一件事情，对个体阅读而言更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在我看来，六年来四川的诗歌既可以看作时序链条上自然推进的写作“年表”，也可以视为整个四川诗歌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从“年表”到“历史”，这正是诗歌从物理、量变到内化、质变的过程。囿于个人阅读视野有限，本文对六年来四川诗歌的述评难免存在诸多疏漏，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 四川是名副其实的诗歌大省、诗歌强省。回溯历史，轰动一时的1986年现代诗歌群落大展中列出的诗歌团体和流派计六十四家，而来自巴蜀地区的竟然高达十一家，占到了17％。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奇特的地方诗歌现象。 六年来，无论是报刊、出版、传播、文学活动，还是创作、评论、译介、研讨，四川每年都会贡献出重要的现象级的诗人和作品，其多彩的诗歌文化活动更是不断赋能新时代的社会新变。在强社交媒体时代，诗歌活动越来越频繁，传播热度也越来越高。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成都国际诗歌周、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遂宁国际诗歌周、阿来诗歌季、陈子昂诗歌节、任洪渊诗歌节、罗江诗歌节、剑门蜀道诗歌大会、沱江诗会、2025大凉山诗歌之旅、2025中华吟诵大会（江油）、2025黄龙中秋诗会、都江堰市2025全民阅读活动、首届草堂中华诗歌论坛、西江河乡村诗歌节暨乡村音乐会、邛崃花楸山国际乡村诗歌节、涪江流域帐篷诗歌节以及《星星》诗刊“诗歌进校园”系列公益讲座等形式多样的诗歌活动为四川诗歌的国际化传播以及海内外的广泛影响提供了持续动力。四川诸多诗歌活动一直在积极探索新的模式，比如2025罗江诗歌节以“千年诗脉润罗江，文旅融合谱新篇”为主题，围绕“诗歌为魂”构建立体化的活动场景，以“诗歌+文旅”的形式积极探索传统诗歌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此外，巴金文学院主办的作家班、四川省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等活动为四川作家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成渝双城的诗歌互动印证了巴蜀文化的内在共通性，而成渝诗歌实为一体两面，相互促动，相互印证，时时共生。随着成渝经济圈的大力推动，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诗歌“双城记”备受关注。2020年11月，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成渝两地举行，大会聚焦巴蜀文化与创作，“巴蜀文化、传统资源与新时代创造”的主题研讨凸显了巴文化与蜀文化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2020年8月，《四川日报》策划了“成渝双城诗歌大展”，分三辑推出六十多位成渝两地诗人。《红岩》杂志在2021年推出“成渝双城诗集”栏目，张新泉、杨献平、陈克、野渡、敬丹樱等成都诗人，以及傅天琳、唐力、隆玲琼、颜彦、弗贝贝等重庆诗人的作品，为大众了解和认知当下川渝两地的诗歌现场、整体风貌以及写作生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2021年12月5日，第三届西江河诗歌节暨成渝双城乡村诗歌论坛在青白江区姚渡镇举行。2022年5月，“重走茶马古道”川渝诗人邛崃采风行开展，“川渝诗人诗歌创作基地”于邛崃挂牌成立。2023年和2024年，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与《星星》诗刊、西华大学、成都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研讨会在阿坝州举行，大会围绕“民族经验与汉语诗性”“民族命运共同体与民族文学繁荣”的主题进行深度研讨，与会者从文学史、人类学、族群、区域、方言、城市、地方经验、女性诗歌等诸多层面予以深入讨论。2024年第八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专门设置了成都东部新区第四届成渝文学交流活动。 任何一个时期、时代、区域、族群的诗歌发展及其成果，最终都将体现在诗歌史的写作与研究之中，而代表性的诗歌选本则为诗歌史叙述以及诗歌的经典化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参照。 梁平编选的《中国年度诗歌精选》，龚学敏、刘学民主编的《中国青年诗人作品选》，龚学敏、周庆荣主编的《中国年度散文诗精选》，李永才等主编的《中国诗歌版图》《四川诗歌地理》《四川诗歌年鉴》，以及熊游坤、易杉、李斌编选的《四川诗人双年诗选》，均为推介四川优秀诗歌作品发挥了推动作用。尤其是2022年四川作协编选的《四川百年新诗选》（三卷），整体反映了1917—2017年四川百年诗歌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郭沫若、巴金、吴芳吉、康白情、艾青、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臧克家、陈敬容、马识途、贺敬之、白航、王尔碑、方赫、木斧、流沙河、孙静轩、张新泉、杨牧、阿来、吉狄马加、叶延滨、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周伦佑、李亚伟、孙文波、万夏、胡冬、傅天琳、梁平、向以鲜、龚学敏等不同时期、代际、风格的五百多位诗人收录其中，可谓煌煌大观，各领风骚。2024年出版的四卷本《四川新文学大系·诗歌编》（段从学、王学东主编）收录了1917—1949年间四川诗人的重要作品，深度还原了四川新诗的现代性进程以及转型轨迹。毫无疑问，四川诗歌已然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新诗的重要传统之一。 从诗歌生态以及场域来说，四川诗歌繁荣的动力离不开诗歌文化的强大向心力，这一向心力既指向了四川优秀的诗歌传统文化，又指涉四川百年新诗发展的传统，尤其是不同流派、诗群的交互影响，使得四川诗歌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属地性格格外鲜明，个体写作风貌更是千峰竞秀。尤其是《星星》《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当代文坛》《草地》《贡嘎山》《凉山文学》《剑南文学》《四川作家》《草堂》以及各地作协、行业作协的内刊（比如《川中文学》《泸州作家》《大巴山诗刊》《岷峨诗稿》等），还有《非非》《存在诗刊》《四川诗人》《芙蓉锦江》《独立》《圭臬》《零度诗刊》《诗领地》《屏风》《理想》《诗歌阅读》等诗歌民刊，为推动四川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再如《星星》诗刊一年一度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以及《青年作家》的华语青年作家奖，为本土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的成长起到了发掘、推动作用。据统计，2025年四川省诗歌学会会员共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核心报刊发表作品六百余件，出版诗集、散文集等著作三十九部。 2022年，王学东撰写的五卷本《〈星星〉诗刊（1957—1960）研究》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期刊史研究，对五六十年代以《星星》诗刊为中心的诗歌发展、诗坛生态、诗歌争论、诗歌道路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梳理、总结、反思具有重要的诗歌史意义。《草堂》创刊于2016年5月，成为当时现象级的诗歌文化事件。自其诞生到发展的七年多时间，经过反复磨砺，《草堂》以其开阔性视野和专业诗歌精神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创办的“草堂诗歌奖”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23年新春伊始，《草堂》有了大举动。通过改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草堂》这份诗歌刊物越来越显豁的变革精神和专业水准；由办刊宗旨“有温度有质感的大唐风骨，有颜面有尊严的当代诗歌”，我再次想到了浣花溪畔的草堂，想到杜甫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给中国诗歌以及世界诗歌所留下的精神资源以及超越时空的共时体的对话结构，想到“传统”与“当代”之间的鲜活互动与深度沟通。杜甫是“晚期风格”的集大成式代表诗人，是自我诗学革命的千古楷模，而《草堂》的改版与“豹变”革新精神也正是对杜甫精神的致敬。 与个性独具、面貌各异的诗歌创作相呼应，四川诗歌批评与理论研究同样成果丰硕、自成重镇。2022年11月18日下午，四川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成立，再加上此前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的成立，标志着以学院为中心的四川诗歌研究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星星·诗歌理论》持续关注当下各种诗歌创作现象，推出诸多重要批评文章，聚焦新时代、“科幻诗”、技术、媒介等热点话题。除此之外，四川还涌现出了为数不少的“诗人批评家”，比如钟鸣、柏桦、欧阳江河、敬文东、周伦佑、蓝马、杨黎、梁平、杨远宏、向以鲜、邱正伦、龚盖雄、发星、袁勇、陶春、胡亮、王学东、左存文、张丹、康宇辰等。在年轻一代中，胡亮的诗歌批评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批评风格以及文体学意识而独树一帜，其《朝霞列传：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以及早些时候的《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为研究四川近百年的诗人、诗作，尤其是八十年代四川先锋诗歌，提供了标识性的批评样本以及角度独特的研究档案。 无论是古典诗学、现当代诗歌史、专题以及个案研究，还是中西方诗歌译介、国际诗歌文化传播，六年来四川诗歌批评与研究均取得显著成绩，代表性著作有阿来的《阿来讲杜甫成都诗》，高兴、刘文飞、耿占春编选的《世界的裂隙穿过诗人的心脏——吉狄马加长诗〈裂开的星球〉〈迟到的挽歌〉评论集》，刘福春、李怡编撰的《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李怡的《郭沫若与四川：悄然遗存的学术疏漏》，刘福春的《新诗潮文献辑录与研究》《〈崛起的诗群〉版本流变与编辑策略》《牛汉诗歌创作年表》《从史料到文献：我所经历的1990年代》，向以鲜的《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迷宫与玄珠》《四川大学八十年代先锋诗歌精神与民刊回眸》，柏桦的《橘颂：致张枣》，胡亮的《新诗考古学》《无果——胡亮文论集》，王学东的《20世纪四川新诗史稿》《中国诗歌的现代化》，严正道的《唐五代入蜀文人与蜀道诗研究》，李春蓉的《语篇语言学视域下的唐诗翻译研究——以李白诗歌英译本和俄译本为例》，卢笑歌的《流沙河诗歌理论研究》，朱寄尧的《四川近百年诗话·两松庵杂记》（朱棣、王家葵整理），周啸天的《新解唐诗三百首》，游光中、黄代燮编著的《中外诗学大辞典》，杜洁、王亦歌主编的《诗译成都 语话天府：成都最美百首古诗词中英双语鉴赏》（四册）等。 二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诗人兼具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等多重身份，比如阿来2024年出版的诗集《从梭磨河出发》就印证了其诗人身份与文学初心，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阿来的诗歌创作、诗歌研究与其他文体创作一致，皆带有显豁的个性风格以及地方性知识的基因和烙印。 六年来，四川诗人推出了大量优秀诗集，皆为各位诗人创作生涯中的阶段性成果。如欧阳江河的《宿墨与量子男孩》、梁平的《时间笔记》《一蓑烟雨》《忽冷忽热》、尚仲敏的《渴望生活》《只有我一个人在场》、柏桦的《一种相遇：从苏州到柏林》《夏天还很远》《我们的人生》、翟永明的《全沉浸末日脚本》《翟永明诗歌英译选》、娜夜的《火焰与皱纹》《吹影》《我选择的词语》《娜夜诗选：1985—2022》、杨黎的《祝福少女们》、何小竹的《时间表：2001—2022》《看青芒从树上掉下来》、龚学敏的《白雪与挽歌》《濒临》《经济舱》《新成都诗歌》《遇见藏地 心有风马》、赵晓梦的《十年灯》、杨健鹰的《青铜平原》、白航的《白航诗选》、石天河的《石像——石天河九五自选诗集》、张新泉的《好刀，野水及其他》、靳晓静的《一个精神分析师的手记》、哑石的《日落之前》、向以鲜的《生命四重奏》、凸凹的《水房子》《怀揣手艺的人》、胡亮的《片羽》、鲁娟的《欢喜》、熊焱的《我的心是下坠的尘埃》《时间终于让我明白》、阿索拉毅的《诡异的虎词》、沙辉的《高于山巅隐于心间》、杨然的《临邛诗章》、李自国的《盐》《富顺，和它醒着的鱼》、干海兵的《浮游的歌唱》、马嘶的《万古与浮力》、羌人六的《羊图腾》、李永才的《记忆的空纸盒》、蒋雪峰的《月光推门》《山藏在山里》、伦刚的《木雅藏地》、刘滨的《刘滨诗选》、萧融的《行走或者回眸》、敬丹樱的《周一的火车》、希贤的《此间》、吴小虫的《云的第一课》《一生此刻》《花期》、蓝格子的《迷宫造访者》、李斌的《在诗歌微弱的光里执迷不悟》、羊子的《岷辞》《祖先照亮我的脸》、黎阳的《蜀道》《西岭笔录》、方志英的《折角与褒奖》、亚男的《顺江而行》、易杉的《黑蜜黑蜜》、许岚的《中国田园》、黄世海的《蜀葵》、康宇辰的《春的怀抱》、莱明的《慢诗》、侯存丰的《至安》、李遂的《寡欲咖啡馆》、刘崇周的《两个内向的人聚会》、胡木的《碎片、尘埃与海浪》、黎星雨的《深蓝绝句》、加主布哈的《如果屋顶没有星星》、李铣的《赴永远的远》、李万峰的《壁虎》、胡畔的《白色的胎记》、卓兮的《一千零一行》、吕宾的《我用阳光洗手》、石莹的《月光梯子》、王羿的《海或湖泊的春天》、张春林的《握紧又松开的花朵》、周春文的《纸上回声》、蒲俊的《情系河山》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主题诗选、纪念文集，比如李静编选的《一个人的创世纪——诗人任洪渊纪念文集》、颜炼军编选的《张枣诗文集》（五册）、党跃武主编的《正气横空：四川大学革命英烈文选》、刘开扬注释的《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李治墨编纂的《巴金祖上诗文汇校》（两册）等。 无论是在主题、题材还是语言、修辞、技艺等方面，这些诗集都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如果从普遍性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很多诗人不由自主地处理了时间、存在以及时代的命题。如果我们将“时间”“历史”“未来”理解为“时代”“现实”“命运”，那么任何历史、传统、时代和个人、生命、存在就都是时时相通的，而这正是我们理解诗歌作为“同时代性”和“精神共时体”的一个逻辑起点。在此精神情势之下，诗人总是置身于回溯、追问以及瞻望、抵牾的迷阵之中。正如雪莱在《捍卫诗歌》中所强调，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诗作都是一首没有尽头的诗篇的一个环节、部件或插曲。时间总是要求优秀诗人必须同时站在三个维度之上，即历史、此刻以及未来这三者所构筑成的时间与存在序列。在如旋转的陀螺般的物化时间维度中，诗人一直站在时间的中心发声，或者更确切地说，诗人是站在精神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同时开口说话，说出茫然、惘惑的“万古愁”，说出不可说的秘密，揭示事物的内核纹理。当诗人不得不迎向现实化的复杂景观，当诗人必须完成一次次对生存现场和广阔时代的深度凝视与精神还原，进而借助一个个动作、细节和场景完成精神内里的翻转和发现，那么最终诗歌中呈现出来的，正是分层化的现实以及真实不虚的日常命运。需要强调的是，诗歌只是一种特殊的“替代性现实”。即使只是谈论“现实”，我们最终也会发现每个人谈论的“现实”以及对“现实”的体认并不相同。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经验泛滥的碎片化情势下，“现实”往往是最不可靠的，而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人必须在语言世界中重建差异性，重塑个人化的“现实感”和“精神事实”。与此同时，诗人不是镜像描摹式的社会观察者，诗歌亦不能沦为事事表态的社会报告。毋庸置疑的常识是，诗歌对应于深层的精神生活，诗人需要借助现实乃至幻象完成对深层经验和内在动因的剖析，这是具备个人前提的诗歌事件，亦是精神现象学的深度还原。 诗歌发展的动力涉及各个层面，而青年诗人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六年来，在诗集、年度选本、报刊、公众号、诗歌奖项以及《诗刊》社青春诗会、《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等活动上，诸多四川青年诗人成绩斐然，令人印象深刻。就目力所及，大体来说主要有鲁娟、熊焱、马嘶、余幼幼、吴小虫、甫跃成、罗铖、羌人六、桑眉、敬丹樱、程川、伯竑桥、莱明、钟渔、蓝紫、蓝格子、康宇辰、柆柆、张丹、希贤、侯存丰、王学东、吉克有吉、阿加伍呷、地地阿木、宾杰、卓玛木初、阿牛静木、马青虹、李遂、意寒、加主布哈、蓝小鱼、灵鹫、安德、刘十三、唐呱呱、陈梓龙、乔棣、庄毅滨、摩瑟西洛、杜喜宁、涩萝蔓、范圣艳、宗尕降初、木深、黄舜、许淳彦、刘崇周、洪仕建等。我之所以罗列这么多青年诗人，主要是看重他们目前的活力和实验精神，其中一部分诗人正在形成个人的精神特质与话语方式，写作也充满了不可规约的各种可能性。从“未来诗学”来说，他们是即将冲涌而出的热流。 三 四川一直是中国长诗写作的重镇，盛产写作长诗、史诗的诗人。新诗一百多年，诗人们在写作上的自信力显然在不断提升，而很多浸淫诗坛多年的诗人也不断尝试长诗写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印证自身的写作能力以及诗歌实力，同时给一个想象中的诗歌史地理建立可供同时代和后代人所瞩目的灯塔或者纪念碑。在所有的诗歌文本中，长诗或具有史诗品质的长诗自带不言而喻的精神重量，它们往往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诗歌范本，成为总体性、综合性的诗歌元素的集大成者。创作长诗的诗人，他们在传记学意义上的肖像会更加鲜明、突出。具有重要性的诗人除了重新激活个人经验以及深度的现实感之外，其诗歌也必须具备令人感同身受的情感势能、心理结构以及命运轨迹。能够写入传记的诗人，不只提供与同代人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更拥有独特的思想穿透力与超越一般诗人的精神视野。他们自觉以挖掘者的姿态，在经验、想象、语言层面持续拓进，借由自身掌控的语言与想象力，反复掘开日常表象之下陌生的精神世界。 每位杰出的诗人都会在历史、现实、命运以及文字累积中（尤其是长诗）逐渐形成“精神肖像”乃至“民族寓言”，从长时效的阅读视野来看，长诗与具备总体性特质的诗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四川的长诗写作多次作为现象级写作在不同时段涌现。毫无疑问，四川一直是长诗写作的重镇，在不同时期贡献出了诸多重要性的诗人和文本。但是从全国来看，2010年以来，这一带有总体性特征的长诗写作整体处于不断弱化的境遇。这与整个诗坛的碎片化写作趋向有关，也与诗人的写作能力和精神能力的衰减有关。现代人的日常经验已然愈益分化，当下中国诗坛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即事诗”和“物感诗”。 六年来，四川诗坛一直有重要的现象级的长诗文本推出。 2024年《诗刊》全新改版，这一年推出的四川诗人的长诗就有柏桦的《水绘仙侣》（修订版）、梁平的《蜀道辞》以及龚学敏的《赵一曼》、麦笛的《赵一曼》。四川诗人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历史书写方面表现突出，该类长诗代表作主要有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大河》《应许之地》、周伦佑的《春秋笔》《陈子昂登幽州台》《唐诗别传》、梁平的《水经新注：嘉陵江》《重庆书》、尚仲敏的《少年》《活着》、凸凹的《水房子》、赵晓梦的《钓鱼城》《马蹄铁》《分水岭》《山海》《屋顶颂》《雪山颂》、杨健鹰的《青铜平原》、彭志强的《二十四伎乐》、杨然的《四十五岁之歌》、刘仲的《在河之洲》、贝史根尔的《乌芝嫫》等。梁平主编的《赵晓梦〈钓鱼城〉档案：长诗的境界与魅力》，通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全面总结了赵晓梦1300行长诗《钓鱼城》的特点及成就。这首长诗使得赵晓梦的诗歌特质和诗人面貌更为清晰，也更具辨识度。因此长诗写作是必然受到特别关注的样本。 梁平的诗集《一蓑烟雨》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一个时段诗歌作品的物理性集结，可以视为诗人近半个世纪诗歌写作的总结。一本诗集的骨架和肌理很重要。就《一蓑烟雨》的构架来说，以小长诗《水经新注：嘉陵江》开始，以小长诗《蜀道辞》结束，中间主体部分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短章。诗集以《巴与蜀：两个二重奏》《重庆书》和《水经新注：嘉陵江》《蜀道辞》为主体，这些聚焦巴蜀地方性知识和个体命运空间的长诗对应了多年来梁平在长诗创作方面的努力、经营、探寻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诗学方向、总体格局，这些长诗甚至构成了梁平其他向度文本的精神出处、思想底座和诗学坐标。写作长诗谈何容易？它绝对不是一首短诗的增量和长度拓展，而是需要裂变、聚变式的高难度的运思以及相匹配的方式、方法，需要足够支撑起长诗运转的思想载力和精神势能。单是《蜀道辞》，梁平就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构思、定调、磋商、打磨。在诗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现实求真意志的双重推动下，这些长诗揭示了一个写作者不可规约的个性和重要性，也为研究者定位、定调、定性一个诗人提供了代表性的样本。值得注意的是，《一蓑烟雨》中与空间有关的这些文本并非时下流行的旅游体，而恰恰在精神维度和诗学维度反拨了景观化的写作窠臼，诗人只是借助了景观、地理、风物和游记的元素而已，尽可能地提供了可靠、可信、可感、可知的精神现实与命运潮汐，牵连出历史、现场与未来之间诸多可解与不可解的秘密。梁平笔下的空间以及相对应的情感、经验，已经自觉地构筑成共情化的精神共时体，在词与物、人与事的共振中，他打开了褶皱下面最真实的内里，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现实求真意志的策动下，提供了令人唏嘘的关乎根系、自我、现实、历史的多层面的精神真实。 梁平、杨健鹰、龚学敏等诗人的作品通过在成都、北京等地召开的系列研讨活动，推动了新时代背景下四川诗歌的发展。在《诗刊》社主办的“新时代长诗奖”（2024—2025）评选活动中，尚仲敏的《少年》以及麦笛的《赵一曼》获奖，显示了四川诗人在长诗创作方面的突出成绩。尚仲敏的长诗《少年》首发于《诗刊》，这是一个诗人成长岁月的深情回望，诗人以冷峭、客观、通透的笔调重构了一代人的精神肖像和灵魂史。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赵一曼烈士诞辰120周年。在这重要的历史节点之下，麦笛长诗《赵一曼》的创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具有非常切实的现实价值。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麦笛的这首长诗《赵一曼》，从创作、修改到完成，经过了大约十年时间。在当下中国诗坛，一个诗人用十年时间来完成一首长诗是非常罕见的。无论是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是对于当下整个中国诗坛来说，这都是非常难得的。长诗《赵一曼》的构架非常完整，设计感和完成度也非常高。读这首诗，从语言角度来讲，非常亲切，诗里的部分语言用了四川方言，刚好跟赵一曼作为四川宜宾人、跟她的整个人物性格是非常贴合的。这首长诗不只是主旋律意义上对英雄人物的书写，更是对赵一曼这个人物形象的重新挖掘、剪裁，而诗人为此所做的田野考察工作量是巨大的。值得注意的是，赵一曼不是一个过去式的人物，而是在每一个时代的诗人这里获得重生的诗性空间。 杨健鹰的《青铜平原》是近年来长诗的代表性文本，其对应的是后现代与世界主义语境下失落、破碎的乡土世界、农耕文明以及四川平原的民间文化、神性思维、地方性知识，是一首深情的挽歌，亦为当代诗人的精神还乡之作。《青铜平原》并非架空的精神乌托邦，而是具有可感、可触的质地，整体表达细腻而幽微，其精神触角延伸到日常的、精神的、生命的、文化的、现实的各个细部。换言之，这部长诗不是元素、原型式的长诗，而是具有反元素、反原型、反神话的特质，诗人更为关注的是川西平原的身边之物、家族之物、死亡之物以及不可见之物。整首长诗的抒情性很强，也做到了抒情和叙事之间的有效平衡。一定程度上，《青铜平原》堪称书写中国平原文化、兼具词典与百科属性的史诗，与此同时，这部长诗与《山海经》《华阳国志》等传统文本深度关联，从而在日常性、人性、物性、神性、父性、母性的融合视域中揭示了川西平原的内在构成。更为重要的是，《青铜平原》带有明显的诗剧特征。《青铜平原》可以尝试多种艺术形式的转化，走向舞台、剧场、动画以及短视频，让更多的读者和观众来感受这首长诗的特有魅力。在新大众文艺的背景下，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整个诗歌界所欠缺的是既能够面向专业读者，同时又面向广大普通受众的优秀诗歌作品。龚学敏的诗集《白雪与挽歌》的出版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具有鲜明的史诗品格以及现实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联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气节与崇高品格，而龚学敏的系列主题长诗传承与颂扬了可歌可泣的东北抗联精神，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重新激活了历史、人物、地理、记忆，展现了诗歌介入历史、照亮人心的力量，为抗战书写树立了新的美学坐标。这些史诗品格的长诗写作对当下的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在一个人人关注自我的碎片化的写作情势之下，现代诗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发现、重写历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以上这些精神体量庞大的长诗皆依托诗人突出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他们的当代诗人和学者身份为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建立于个体真实的基础之上，并经由求真意志的参与而具有了普遍性，从而让诗歌抵达那些具有相同或相似命运的“旁人”世界。面向历史以及人类的诗歌，第一要义就是真和诗性正义，这涉及诗人的历史意识以及精神还原能力。这种拥有独特话语调性和精神架构的诗歌需要阅历、经验、胆识，更需要想象力以及世界观，需要诗人对个体的和整体的历史以及现实进行多重转换、过滤、提升以及变形、重组。还需要注意的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旨在重建个体主体性的真实景象，还原真实的历史核心，这本身便是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祛除了虚假的乌托邦神话和以往宏大历史叙事对个体主体性和真实感的遮蔽。一首一般意义上的长诗并不见得能够抵得上一首卓绝的短作，而一首具有重要价值的长诗从精神体量和写作难度上肯定要比一般的短章、组诗更具挑战性。确实，长诗对诗人的要求和挑战是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许诗人在细节纹理和整体构架上有任何闪失和纰漏，同时长诗对诗人的思想能力、修辞能力、精神视野、求真意志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面提及的这些长诗文本印证了真正的诗人带给我们的景观应该是一个个球体而非平面，是颗粒而非流云，是一个个小型的球状闪电和精神风暴。这也印证了里尔克关于球型诗歌经验的观点。由此，诗歌通过球型经验最大可能地呈现出了事物的诸多侧面以及个体主体性的立体、完整心理结构。球型诗歌经验最终产生的是特殊的“精神风景”和格物学知识。显然，这一格物学知识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不只是对历史、时代、环境、事物和细节的重新再现，更是对词语、经验、现实、人性的重新发现和创设。 谈到四川诗歌，以西昌凉山的彝族诗歌群落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歌同样成就斐然。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在彝族谚语中诗歌被称为“语言中的盐巴”，诗歌一直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的典籍、创世史诗、英雄故事、宗教仪轨、万物有灵的思想对彝族的诗歌创作以及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优异的诗人最终将地方经验、民族经验有效地转化和提升为历史经验以及人类共通的经验。彝族积淀了创世史诗、神话史诗、英雄史诗和悲剧叙事诗的悠久传统，这也是彝族诗人善于不断创造长诗的深层文化动因，比如吉狄马加、阿库乌雾、俄尼·牧莎斯加、柏叶、倮伍拉且、阿兹乌火、阿索拉毅、普驰达岭、阿苏越尔、的惹木呷、吉克有古、麦吉作体、马海吃吉、吉格喜珍等。无论是在文化人类学还是新时代诗学的背景下，彝族诗人都以极其显豁的风格和话语方式为四川以及中国的少数民族诗歌提供了重要样本和精神资源。从诗歌的跨语际传播以及国际影响力来看，吉狄马加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近作《应许之地》为代表的长诗写作显示了吉狄马加对“诗人中的诗人”和“总体性写作”的不断探寻和叩访的勇气、韧力与精神耐力。与此同时，这也是对碎片化写作的提醒和反拨。“总体性诗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性写作”或者“总体性写作”。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诗人及物写作和总体性写作的代表，民族身份、现实精神、社会关怀、历史意识、世界视野在其创作中融为一体。 四 与多年前人们视线几乎完全投向西方和异域诗人不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诗歌的传统以及当代转化，其中包括向伟大的诗人杜甫、李白致敬，比如2021年第五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主题就是“世界时间上的李白与杜甫”，比如2024年李白国际研讨会暨李白研究会成立40周年活动。 当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是一体的而非割裂的，杜甫是具有“异代同时”质素的伟大诗人，在任何时代他都给人以人格以及诗学上的启发与引领。从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角度来看，杜甫成为打通个人、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时间通道，其老朋友式的“闲谈”“絮叨”以及充满体温的歌吟则回答了伟大的杜甫为何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追问。作为“诗史”，杜甫的诗歌写作时时与个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以及国家的多变气候联结，他随时发现、抒写、命名身边之物以及内在渊薮，他的写作构成了个人、生活、家族、命运以及家国意义上的“日志”。毫无疑问，杜甫是任何时代诗人和作家的启示录与精神导师。作为流动的传统以及精神共同体，杜甫总是能够轻易打通每一代人，他一次次重临于每一个时代的生存现场和诗学核心。这是诗人和时代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与不朽诗学传统。换言之，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与杜甫的深层关系。 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着属于它的“杜甫”，杜甫是伟大的总体性诗人和精神共同体，每一代诗人都能够在他那里找到精神的源头和写作的方法论、世界观。近年来以阿来为代表的四川诗人、作家纷纷向杜甫等伟大诗人致敬，比如阿来的《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阿来讲杜甫成都诗》、向以鲜的《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以及彭志强撰写的《游侠杜甫》。与此同时，很多四川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杜甫，比如杨献平的《拜谒草堂并致杜甫》，之所以强调要从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杜甫以及当代中国诗歌，意在提醒诗人要随时注重诗歌的难度，注重人格的修为，强化写作的效力和活力，要持有杜甫式的罕见而又可持续的创造精神。“但杜甫绝不是传统的文人，他恰恰是一个有强大的毅力和勇气去创新的人，比如说用典还是用白话的问题，一千年来诗歌界没完没了地争吵，直到现在还有诗人在说：我发现口语很伟大，要用口语。这个不用你发现，看杜甫的很多诗都能发现。杜甫的根本就是他的生活，那丰厚的经验，活生生的经历，所以他写诗就是提笔就来。有时候杜甫的这种活泼、生气、人间烟火的气息，后世诗人很多时候不敢这么写”（李敬泽《万古江河鸟飞回——杜甫与中国人生》）。在“同时代性”层面，对杜甫的理解和对话成为当代与传统相互往返的重要依据。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尤其是从“传统”“对话”的角度，我们会更感兴趣于“当代诗人”与“杜甫”的关系。长久以来，李白和杜甫的名字在中国当代诗人的认知体系中曾长期等量齐观，只是近年有所改观，放眼全球，杜甫的正典地位越来越高，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之一”。我认同吴宓所说的一段话：“凡为真诗人，必皆有悲天悯人之心，利世济物之志，忧国恤民之意，盖由其身之所感受而然，非好为铺张夸诞也。如杜工部，如陆放翁，细读其诗，则谓之因公忘私也可！”（《吴宓诗话》） 随着全球化、技术主义以及城市时代的强势语境发展，诗歌中的生态诗学应运而生。龚学敏的诗集《濒临》收录近八十首诗作，是在“濒临意识”和“生命文化”统摄下建构起来的主题性文本，这些关涉“动物”的文本彼此之间存在极其明确的深度关联。这是动物的隐喻学与生态诗学相融合的复杂目光，也是对“大地伦理”涣散状态的回应。诗人用人类学般的“遥远的目光”，将那些消失于地平线上的模糊的几近崩溃的动物和物象的碎片拉近到我们面前。这一诗歌互文意识、开阔的精神视界以及整体结构能力显然与龚学敏一直擅长写作“长诗”有关。从表象来看，诗作聚焦各类“动物”的命运剖析，而实际上这并不是文本内核，诗人本意并不是急于建立单一的“生态伦理诗学”，而是通过生命文化、精神谱系和“濒临词典”的方式完成复杂的现象学还原以及剖析性的深度描写。龚学敏的这些诗作则承担了“最后见证者”“象征主义的白色药片”以及“一粒治疗失眠者的蓝色药片”的功能。这份证词的提供毫无轻快之感，而是时时处于焦虑话语和紧张的精神诘问之中。世界主义是以抹平记忆和空间差异为前提和核心法则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世界主义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当“濒临”意识一次次在文本中猝然降临或失败而退却的时候，表象和现象并不足以支撑起启示录般的诗歌内核，诗人总是以濒临意识、精神剖析贯穿始终。诗人还得一次次借助强大而分裂的心象、主题意识、精神元素、文化原型以及个体主体性的幻象来完成一次次的缝合、弥补和重构。 时位移人，诗随世变，诗歌应该成为最纯粹、最自由的“动词”用来应和时间轴的转动，在每一次时光流转和时代更迭中，新鲜的诗意也相应而生。众所周知，每一时代的“诗意”“诗性”以及“诗风”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古典的农耕文化和乡土文明就与当下城市化、速度化、媒介化的现代性景观的“诗意”迥然不同。我们尤其要注意到，在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复杂的、崭新的时代经验应该是诗歌以及文学中“诗意”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诗人既要无比现实，又要超脱现实。作为写作者、讲故事的人或精神游荡者，不能只是在一场古老的幻梦中冥想、自语，他还要面对无所不在的现实境遇，也就是说他还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时代、一个空间的观察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优异的视力，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和个体的精神形象。这一细节和个人行为能够在瞬间打通整体性的时代景观以及精神大势。尤其要格外留意那些一闪而逝再也不出现的事物，以便维持细节与个人的及物性关联，以便发现隐匿的运动。事实是，整体性的大地共同体早已破碎了，而个体也随之成为更加无着的碎片。这正是目前“地方写作”“故乡写作”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而诗人也必然在碎裂、焦虑中进行安身立命的重建工作。诗人必须在空旷之处以及细微末节之处不断进行分辨、认领、醒悟，必须让自己再重新生长、流徙一遍。由此，诗人就完成了重返时间上游的回溯工作，完成了探寻、定位、聚焦、转化与内化的过程，诗人、词语与物象之间就建立了血肉联系以及隐秘基因。这就有效避免了语言与经验的空转，从而一次次恳切而虔敬地回到目光和记忆的源头。 新时代背景下涌现的各种新行业、新产业、新工种为诗歌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而诗人在书写和应对这些时代新经验的时候整体上体现了深度的缺失。近年来，龙小龙、温馨、马飚、汪峰等人的新工业诗歌创作引人关注。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工业诗丛”的凸凹的诗集《怀揣手艺的人》则聚焦工匠精神，也突出了诗人作为手艺人的特质。凸凹将六十位中国工匠以诗化和整体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的群像也构成了极为生动的历史景深以及时代表情。值得注意的是，凸凹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来深入对话这些中国工匠的，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行业广度上，都对创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相关领域的研读以及相应的感受和想象是无法有效完成这一写作任务的。应该说，凸凹在侧重工匠精神的前提下呈现了各行业领军人才的杰出禀赋。“工匠之为工匠，是他比常人多一只眼，多一双手。”（凸凹《从工匠到工匠——〈三只眼，三只手〉后记》）与此相应，每一首诗正文之前的与抒写对象相关的材料介绍起到了“传记”式的历史效果。值得强调的是，凸凹的这些主题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匠精神”，这些诗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五年（1987—2022），诗人在情感、经验、修辞、语言、技艺以及想象力等方面尽显精益求精的创作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凸凹对工匠精神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认同。在他的家族中，祖父、父亲以及两位伯父都是技术工人，而凸凹本人在中专技校和大专学的都是机械制造专业，还曾在三线航天基地工厂当过多年的刀具设计员、工厂规划员。由此，凸凹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一位行业工匠，又是一位语言工匠，这本诗集正是名副其实的“工匠”向“工匠”的致敬之作。 综合来看，六年来的四川诗歌生态是非常健康的，生长点不断催发，老中青三代诗人彼此激发，内在的动力强劲而持久，创作与评论交相辉映，在诗歌场域涉及的各个层面均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性，无论是“诗与真”“词与物”还是“诗人与现实”“万古愁”“诗性正义”，它们都在考验着每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当代人”向历史、时代以及精神世界予以致敬或问询的深层动因在于历史求真意志和个体主体性的张扬，这验证了真正的诗歌精神、诗性正义或诗歌道义永远不会过时。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而最终发挥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诗人的能力、视野、眼力以及观察的角度，在于诗人把这一切都有效地转化到文本当中去的综合能力。唯有如此，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及其作品才能够超越时代而抵达未来和历史。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编审，《诗刊》社副主编，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九叶传》《显微镜下的孟浩然》《雷平阳词典》《传记与长诗》等专著、评论随笔集、诗集、散文集多部，译注《笠翁对韵》，评注《唐诗三百首》。主编“诗人散文”出版计划，编选《夜雨修书：陈超与他的朋友们往来书简》《中国诗歌精选》《天天诗历》《诗日子》《先锋：百年工人诗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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