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大文学观”的讨论，成为文学界的新热点。大文学观的提出，既有着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时代背景，又是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创作“双向反思”的结果。大文学观是一种视野、一种方法论态度，也是一种文学制度建设的倡导。现代文学诞生之初，“文学精英化”与“大文学观”的争论就出现了。那时的“大文学观”，主要是中国文统的“杂文学观”，与来自西方的“纯文学”观的分歧。例如，章太炎承接古典杂文学传统，在《文学总略》中提出以文字为本体的文学观，即凡有文字著于竹帛者皆谓之“文”，论其法式即“文学”。他要打破“文采/情感”限制，将经史子集、公牍表谱乃至无句读簿录悉数纳入文学。鲁迅曾评其“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记载）。这种观念与新文化运动“白话/情感/虚构”为核心的新文学观构成了内在张力。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观念，特别是“纯文学”观在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等层面，共同打造了一个日趋封闭的框架。大文学观，正是对封闭的“小文学观”的反思。学者李陀曾对纯文学提出批评，杨义也提出“大文学观”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提倡“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文学史研究领域，文言创作可否入史、通俗可否与现代“两翼齐飞”，网文可否入史等问题，都曾引发学界广泛争论。大家越来越认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分法的体裁建构，纯文学/通俗文学二分法的场域区隔，以现代白话文为语文体基础的纯文学观，的确出现了问题。“大文学观”是对这一思潮的回应，这里既有“老问题”的延续，也有“新问题”的凸显。老问题是“现代文学”的标准滑动、内容拓展，新问题则是媒介变革背景下，文学传播与文学生产场域的变化，现代文学的形式变革与传播转型问题。这更牵扯到我们对现代文学定义和功能的认知。大文学观是一种把文学放在更广阔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理解的观念，它不限于纯文学边界，更强调文学与历史、社会、媒介、大众生活的整体联系。
中国网络文学的研究与建设，与大文学观有着重要联系。可以说，网络文学正是我们理解大文学观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一方面，从传承而言，网络文学纳入大文学观的考量，是“通俗/纯文学”结构性张力博弈的延续。网络文学起于技术革新的传播手段革命，而兴盛于类型文学的发育。其对中国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找到了产业化道路的撬动点，从而使得网络文学从最初的业余写作走上网络科技影响下的类型化发展道路，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并创造了具有创新性的文学生产内容与独特的类型表达形式。可以说，仙侠、玄幻、游戏、都市、穿越架空、悬疑、科幻等类型的发展完善，都受到中国通俗文学的明显影响。当然，这种继承也非单一本源性的。网络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西方奇幻文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传承性上来讲，大文学观所提倡的“雅俗共赏，兼容并包”的理念，既是网络文学破除雅俗壁垒，实现文学繁荣发展的总结与提升，也对网络文学的后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与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大文学观的“融媒介”思维，也是网络文学媒介属性的体现。网络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二次元、虚拟性、人工智能等数智媒介特性，既重构人类审美体验，也不断创新文学表达形式。网络媒介对文学的展现和传播、交流方式的改变，不仅关乎文学的内容，且与文学表现形式有密切联系。网络媒介带来的“虚拟现实”“混合现实”“超级现实”，正以虚拟体验改写原有的现实主义美学理念，拓展现实的边界。同时，“元宇宙”等最新科技观念渗入文学时空观和艺术观，极大加强了文学的影响力，以及对人类未来的预测能力。人工智能提供“人机共同书写”的实验性成果，也反映在网络类型写作中对AI运用的探索中。大文学观对于“数智文化”介入性的强调，无疑与网络文学的科技属性有着很强的契合度。大文学观不仅带来文类的拓展，更牵扯新科技与新媒介对文学观念的冲击。文学甚至不再是人类情感的反映工具，人工智能“类人写作”也应被充分考虑。这种“人与物”结合的网络大文学，体量之大，观念之丰富、驳杂，已经超出了现有的文艺框架。
此外，文学创作队伍上，大文学观对于“多元创作主体”的呼吁，也符合网络文学“全民写作”的诉求。网络文学在创作环境、发表门槛、传播路径和评价机制等方面，都有着“文艺大众化”的倾向。任何职业、年龄与身份的人，只要有创作热情、写作才华、倾诉欲望，就可以在公共空间发表作品。而“人机一体”的探索，在文学伦理维度上的探索，则进一步发挥了这种作者的多元自由。网络文学也充分尊重读者的看法，在“写读评一体”的氛围之中，实现依靠纸媒的传统文学所难以实现的“审美平权”。网络文学不仅表现为大文学观拓展下文学类型与体裁边界的延展，也表现为大文学观在形式创新、媒介融合、文学本质、创作主体等方面的探索。
当然，大文学观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网络文学，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大文学观下的网络文学，必须处理好“大文学”与“小文学”的关系。传统文学经过百余年发育，已形成“以人为本”启蒙内核，民族国家想象现代性世界观，深度文本和精粹文本的形式诉求，文体专业建设的文体诉求。由于过度专业化以及精英文化的封闭性，文学场域建设中的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生活个体、文学与类型审美经验、文学与新传播媒介日渐疏远。传统文学的封闭化是网络文学破茧而出的契机。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大文学观要抹除纯文学的成功经验。相反，大是小的延展与汇聚。大文学观之所以成立，正需要其与纯文学观建立有效的张力关系。大文学观激活网络文学活力，这方面纯文学经验同样有用。网络文学必须建立在海纳百川的基础上。事实证明，知乎、豆瓣发展的短篇网文与先锋文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民族国家叙事与启蒙结合，也是《宋时归》《窃明》《家园》等穿越历史小说的价值吸引力所在。《凡人修仙传》《星辰变》等玄幻小说与中国古典传统、《大江大河》等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都存在千丝万缕联系。不能一味求大求杂、求新求浅，这不会令网络文学壮大，反而会走入“大而不强”的状态。
其次，大文学观下的网络文学，必须建立新的经典标准，才能摆脱边界扩大、规则多元带来的冲击，重建文学场域的平衡。中国网络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其经典的争议更加激烈，甚至出现网络媒介本体论化的“经典”取消论。媒介性应介入经典命名，但不能成为唯一要素。网络文学应坚守作品地位和典范性，扩容文学审美，将个体原创与多维原创结合，将竞争焦虑变为文学合作，将经典强制权威变成具有共享性质的“网络共识凝聚者”，才能有效抵制后现代主义对文学建构意义的过度消解，以及媒介资本的场域侵蚀，更好地服务于塑造新时代文艺。传统场域理论认为，通俗文学大生产场与精英文学小生产场之间，存在激烈对抗与不可调和性。媒介融合的大文学观下，这种雅俗对立必须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背景下予以确立。大文学观下的精英文学可以吸收网络文学技术媒介特色，拓展文学经典边界和表现方式，特别是吸收利用其传播方式，网络类型文学也必须重视经典传承作用。“审美”的延迟性判断，不能被数据流量所裹挟，需要专家学者的参与。“典范性”也应继续坚守。大文学观与文学精品之间不存在必然矛盾。典范性作为经典价值核心，将成为后续作品的示范，其共同体意义必须得到坚守。这里也包含“意识形态”的塑造与规范。事实证明，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从早期技术民主理想到起点经营模式的产业爆发，再到“类型商业化”与“网络现实主义”双重示范，意识形态塑造作用一直都存在，且不断加强。同时，审美性应积极参与典范塑造，大文学观下的网络文学必须建立新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标准，才能建立融媒背景下的文学新场域。
最后，大文学观下的网络文学，还要防止“网络无现实”“网络非意识形态”与“媒介技术至上”的影响。这是大文学观的历史任务所体现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中国特色”所决定的。早在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大文学观”的提出，就能看到章太炎试图在西方现代性思维之外，重新构建文学“道统加文统”，形成广泛文本维系文化认同，建构跨越族群、延续文明连续性柔性机制的努力。而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大文学观”，也体现出这一理性思路的某种继承性。具体到大文学观念下的网络文学，更要在科技发展的属性中强调文学的历史使命感与中国文学体制建设的独特性与创新性。网络文学涉及传播技术与书写工具变革，容易导致媒介技术至上的思维方式。网络科技的虚拟性在强化传播能力、拓展人类掌握现实信息的同时，也有着马克·格拉诺维特所言的“弱联系性”社会体验。强调技术背景的网络文学，需警惕虚拟体验遮蔽现实体验，弱化读者的现实认知能力、深度思考能力与行动能力。大文学观的“大”，不仅是文类多元包容，文学媒介与文学主体多样化，更寓意着新时代文艺气象之“大”、格局之“大”与任务之“大”。大文学观本身就是“文学破圈”的产物，不等于杂乱无章的“杂文学观”，更不是取消文学独特价值的“无文学观”，而是追求文学现实影响力与文本效能的文学观。大文学观视野下的网络文学，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方向，让大文学观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有积极面对现实的勇气。近年来，《大江大河》《大国重工》《浩荡》《草原牧医》等一批优秀现实题材网络作品，表现出网络文学对大文学观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网络文学倡导现实主义典范作用，体现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引领，才能让网络文学走出后现代虚无狂欢，真正面向广阔的现实世界，反映现实人生和社会现状，从而讲好奋发向上的中国故事，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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