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密码
在很多年里，我总是试图用简单的几个短语，或关键词，把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条件，归纳、推断并总结出来。起初，我把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条件归纳、推演、总结为“河流与平原”，后来又归纳、总结为“河流、平原与人口”，后来又归纳、推断、总结为“河流、平原、农耕与（密度较大的）人口”，后来又归纳、演绎、总结为“河流、平原、交通、农耕与（密度较大的）人口”，再后来又归纳、推理、总结为"河流、平原、气候、交通、农耕与（密度较大的）人口”，等等。虽然这些关键词的归总，已经能够比较周全和清晰明白地表述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关键条件了，但对于我这种略微有点执拗癖的人来说，总感觉上述归纳、推断和总结仍不够言简意赅，仍不够通俗晓畅，仍有简洁明了的提升空间。
于是我继续思索探求，时时留意，不断尝试，并在各种讲座中抛出此类话题，看看能否在与听众的对谈和互动中，得到启发。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比较满意的归总，在我写长篇文化散文《淮河的密码》一书时“不期而至”，有了让我基本满意的收获。在《淮河的密码》一书进行综述总结并即将结尾时，关于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四大关键条件，突然从我脑海里蹦了出来。我生怕转瞬即忘，赶紧将它们敲击到电脑里！没错，就是它们！“河流边，平原上，阳光下，人群中”！这就是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原生文明生成的四大要件！这就是人类文明生成的精准密码！我高兴的跳了起来：就是它们了！晓畅易懂了！言简意赅了！而且总结归纳得非常精准、到位、形象！
我当时坚定地这么认为。
以下，就是我关于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生成“河流边，平原上，阳光下，人群中”四大关键必备条件的分拆解读。由于淮河流域在中华思想文明生成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因此一并附丽析读于后。
河流的密码
河流是我们在陆地上最常见到的自然地理现象。由于常见而让我们觉得它稀松平常，但河流蕴藏的密码却是极其丰富的，对人类而言，更是命运攸关的。
大致来说，一条河流可以分为五大部分，即河源、上游、中游、下游及河口。河源即河流的源头，一般位于山区；源头位于山区的河流一般较源远流长；也有许多河流的源头位于丘陵、平原等地，这些河流一般都是中小微型河流，且以小微型河流居多，这是因为平原或丘陵等地理单元大都位于较低海拔地区（冲积平原就是河流在其中下游低洼地区不断堆积携带物而形成的），因而源于此地的河流高差较小，水量也不大，最终只能形成流域、流量、流程和落差都较小的河流。
源于高山大岭的河流，你一直溯源、溯源，一直上溯到一条山沟，从沟里渗出的几线流水，可能就是一条大河的源头（山区的自然河源附近往往缺树而多草，这是因为山区河源地区海拔较高，温低风大，难以长成高大的树木，而更适合低矮的草本和灌木）。因此，山区的河源可能还是相对容易找到的。但是，有些河流的源头，例如淮河流域的不少支流，往往发源于平原上的一条水沟、一条灌渠，甚至一片稻田（你是怎么也不会相信那就是一条河流的源头的，虽然那确凿无疑就是一条河的源头），这样，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和棘手起来。不过，许多事物大概就是这样，它们常常从无声无息中起步。当我们听到它呼啸而来的声音，感受到它咚咚逼近的脚步，整个人都被它的势能席卷而起时，那时的它，已经势不可当了。
河流的上游指河流紧接河源的河段。山区河流上游的特征一般是海拔高，落差大，水量大且急，河床深狭，下切力强，多急湾瀑布，两岸高山密布，当地降雨量较大。河流的中游指河流介于上游和下游之间的河段，其特征一般是落差较小，流速较慢，下切力不强，冲刷与淤积作用基本平衡，河床较稳定，水流向两岸侵蚀，河道弯曲并有滩地出现。河流的下游指河流介于中游和河口间的河段，其特征一般是坡度较平坦，流速较小，流量较大，淤积作用显著，浅滩沙洲发育较好，河道开阔且多汊河湾道。河流的河口指河流注入湖泊、海洋或其他河流的部分，可分为支流河口、入湖河口、入海河口等，其水文特性及形态变化受河流及注入水体的双重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河流，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自然河流，一种是人工河流，一种是混合河流。所谓“自然河流”，就是完全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的干预，但在现今的地球上，这种完全意义上的河流已经不复存在。所谓“人工河流”，就是人们为了生存、生活和生产的有利，使用人工挖掘而成的河流。所谓“混合河流”，就是人们为了生存、生活和生产的有利或便利，在自然河流的基础上，进行人工干预，部分改变自然河流的流向、宽窄、深浅或其他面貌，来达到有利生存、生产或生活的目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地表河流，大多数都是混合河流。
自然形成的河流都是弯曲的，人工挖掘的河流大多是笔直的（一般而言，直线距离效费比最好），混合河流则在人工干预的部分可能是直线的，在自然形成的部分是弯曲的。天然河道的弯曲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或河的意志而调整或改变。这是因为：在河源或上游的山谷里，由于水动力有限，溪水或河水只能借助地形的山川形便、犬牙交错而流出山外；在中游的浅山微丘区，河流则会避开高大的正地形，蜿蜒曲折地找到负地形，借助正地形和负地形之间的高差，不断探索、纠错、前行；在中游和下游的平原或纯平原区，由于受到水地的摩擦作用、构成地表和地下物质的差异、河流携带物质的沉积、流水的重力差别、河床比降减小、较少受到河流基岸的约束以及流水能量补充与损失的失衡等因素的干预，哪怕看起来地形坦平，天然河流也无法始终直线前行，只能以弯曲的河道输送水流，并形成河流蛇曲景观。据测算，自然河流一般无法在10倍左右河道宽度的距离外，始终保持直线流动。比如，一条天然河流的河道，宽为50米，那么这条河在平原区，是无法在500米后仍然保持直线流淌的。
所谓“正地形”，就是相对高于相邻地区的地形，例如高原、高山、丘陵，都是正地形。与之相反，“负地形”就是相对邻区较低的地形，例如山谷、平原、湖沼、盆地，都是负地形。一般而言，正地形是能量和物资的输出地，例如，河流从山区、高原把砂石运输到负地形地区，造就平原和陆地。负地形则一般是能量和物资的接收地，例如山谷、洼地接收外来的物资和能量，形成平原或河滩。河流从高山、大岭的正地形，逐渐流落进山谷、洼地等负地形，海拔一层层降低，地形逐渐由高耸、高低不平而变成扁平。
就河流本身的特质来说，河流的聚水、形成、流动，等等，只不过是受地球内外动力的驱动而已，属于不得不如此的状态，没有需求、意识、观念、价值和目标可言。但在我们人类看来，河流的主要功能和意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人类看来，地球上的河流，包括黄河、淮河、长江，等等，是文明的摇篮。
首先，河流有吸引、聚集人类的功能。从生物生命角度看，与河流（或其他淡水水体）的关系，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界与自然界之间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人类自始至今都必须是亲水的，因为人离不开水，稍长时间离开水，人类就会死亡，这是人类亲水最直接和最根本的生理需求，无法改变。
其次，河流的聚众功能“附带”成为了人类文明体萌生的前提，没有人类的扎堆和聚集，哪里会有人类文明体的出现呢？不过，反过来也很能说得通，大多数人类不首选到河流、湖泊等水体边扎堆、聚集，又能到哪里去谋取生路呢？对吸引人类而言，河流具有先天的和不可替代的优势。
河流不仅有吸引、聚集人类的功能，还有便捷、便宜的输送功能，后一功能对人类大中型原生文明的萌生、成长、成熟，似乎更关键。
从人类视角看，河流的输送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类的交通；第二，文化的廊道；第三，平原的制造。
在陆地范围内，河流是人类最便捷、最便宜的运输通道和运输载体。河流的自然生命是循环和流动，并且看上去是永无休止的。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人类原始时期，人们观察到河流的这一特性，于是在自身迁移和搬运物件时，聪明地利用了河流的这一特性，从而能够轻松地运输人员、货物到河流沿岸想要去的地方。在水浮力特性的启发下，人类还利用手边的材料，制造了易于飘浮、能够盛载人员和物资的舟筏类运输工具，从而使人类对河流运输能力的利用达到了高峰。对人类而言，河流交通运输功能的最大好处是，人类不用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造承托运输工具的通道，像陆地运输必须具备的道路和桥梁，以及后来的铁路等基础设施。
在河流的交通流带来人流的同时，也会同时带来物资流、族群流、交际流、语言流、风习流、信息流、观念流和思想流。于是，人类的竞争天性也启动了，人与人、族群与族群、语言与语言、习俗与习俗、信息与信息、观念与观念、思想与思想、势力与势力，都开始了大密度、高强度的碰撞、融汇与整合。于是，有时通过联络，有时通过交流，有时通过沟通，有时通过谈判，有时通过分配，有时通过规则，有时通过手段，有时通过武力，有时通过战争，整个河流边的人类文明在时而高潮、时而低谷、时而平和、时而激烈的过山车状态中，逐渐发展、“成熟”、完善起来。生活在河流边的人类族群交流互动的密度和强度，要远远高于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山区等地的族群。这就是河流的文化廊道作用。
早期地球上大中体量文明体的形成，还需要利用到河流的另一大输送功能，那就是河流制造陆地和平原的能力，即全流域干支流通过向中下游地区输送大量泥沙和杂物，来逐渐堆积成面积广大的平原。河流制造的平原对人类而言意义重大，不可或缺。大中型河流冲积出面积广大的平原，平原又最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又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养活大量人口，高密度的大量人口才能交流、碰撞、竞争出发达、精密、周到、全面、深厚的人类社会及其学问、规则和思想。这正是地球上人类大中型原生文明出现和成熟的因果链。
大的流域文明体包括了整个流域范围内的多个中小型文明体。河流是线形的，流域内有些地域更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有些地域较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因此文明体的生成在地理上就可能是零碎的、片断的、时断时续的，这些零碎的、片断的、时断时续的地域文明就是文化圈（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在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这一意义上与文化是同义词，因而本文在此意义上不做区分）。文化圈有大有中有小，但都有其影响力的边际效应，即离文明文化中心越近，文明文化的浓度就越高；越远离文明文化中心，该文明文化的影响力就越弱。由于地理条件和地理距离的限制，流域内各线性河流会形成多个大小强弱不等的文化圈，这并不足以形成一个早期的大中型原生文明，只有当这多个文化圈相互叠加，交融并存，交互影响，并达成一般价值观的宏观共识之后，一个大中型文明体才会出现。
当然，这种多个文化圈相互叠加，交融并存，交互影响，并达成一般价值观的宏观共识的情况，只有在具备大中型平原这一地理物质条件下才可能出现。我们在山区常会看到生活在两座山头后面的人说话相互听不太懂的现象，山岭的阻隔，交通的不便，正是山区难以萌生大中型原生文明体的根本原因。
当河流冲积出平原后，萌生人类大中型原生文明的三大地面条件都具备了。在我看来，这三大地面条件只能是：大中型河流，大中型河流冲积而成的大中型平原，在此大中型平原上生活的大量农业人口。
这三大地面条件有因果顺序，即首先是河流，然后是平原和（农耕）人口，无法逆转。这三大地面条件已经足够萌生较大型的文明体了，其他地面条件都是多余的、锦上添花的。这三大地面条件中的前两者不可或缺，第三者只是前两者的可能结果。此外，虽然密集的人口并不必然会萌生高度的文明，但人口的高密集度则是催生大中型文明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此外，决定平原成为农区还是牧区的主导因素，是气候条件。气候条件适宜农耕，那么平原就会成为农区，气候条件不适宜农耕，该平原就会成为边缘性资源，就会成为牧区。气候条件对早期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影响，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河流制造陆地和平原过程和缓、结果惊人，但如果没有更新世人类的横空出世，那它们造的陆地和平原再巨大、再惊人，也不会有人发现，也不会有人看见，也不会有人惊叹，更不会有人在此生活和耕作，对此欣赏和传播。
所谓“更新世”，又称“洪积世”，是地质年代名称，指的是第四纪的早期，距今250万年前至1.1万年前。因当时生物的面貌更新，已有95%以上与现生的种类无异，因名为“更新世”。而一般所言“人类”，即指更新世以来的人，通常指智人。
正由于人类的出现、亲见和亲历，所有事物才有了人类文化的属性，河流造陆才成为令人惊叹和有意义的事情，河流除却物质生命以外才有了文化生命。当然，所谓的“文化”，只对人类有价值，对河流和其他物质或生命形态，或许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对人类而言，河流的意义和河流造陆（平原）的意义在于：河流及其附近的特殊地理形态具有文化廊道作用，河流造陆亦是催生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的基础前提与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河流，就没有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没有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就没有在平原上农耕的人群，没有在平原上农耕的人群，人类早期大中型原生文明体就无法生成，没有早期大中型原生文明体的生成，我们现在可能还处于使用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现在每天体验着的生活可能都还只是人类的憧憬或梦想。
平原的密码
对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来说，河流制造平原的功能是最关键、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陆地边缘的浅海、海湾、低地，是从大陆腹地长途奔袭而来的河流最喜欢的地方，也是它们最能施展身手、最方便它们造地成陆的地方。假设你是一个能够驾云驻留的神灵，你又能把时间慢放或快进，你就能居高临下，俯视淮河、黄河、海河、滦河“噌噌噌噌”把偌大的华北浅海、低地填满的全过程，那过程必会看得你气血奔涌，十分解压。
河流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它们生成于遥远的内陆，起初只是涓滴细流，它们由高而低，一路走，一路收留沿途投靠而来的各种水流、泥石、枝叶、腐尸、气味和颜色，水量逐渐变巨，河床也不得不加宽，它们流入浅海、海湾、水泊、低洼之地，把携带的赘物弃置在下游低地或河口附近。弃置物越堆越多，越积越厚，河口则越推越远，由河流日积月累冲积而成的平原也越来越广，海岸则被陆地挤得越退越远。
以上是河流制造冲积平原的模拟图景。的确，大自然制造平原的方式，不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地理学界的堆积平原表面平坦，覆盖着厚薄不一的松散堆积物，例如华北平原。华北平原是我国面积排在东北平原后的第二大平原（排在第三位的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排在第四位的是渭河平原）。华北平原由淮河、黄河、海河、滦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杂物共同冲积而成，一般厚度约七八百米，最厚的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可厚达5000米。5000米，这是什么厚度！
堆积平原按成因又可细分为洪积平原、冲积平原、湖积平原、海积平原等。所谓“冲积平原”，就是河流携带泥沙等物进入低洼地区形成的平原。冲积平原一般地势平坦，面积宽广，多在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呈带状或片状分布。洪积平原是山区的暂时性洪流在谷口、山麓地带冲积成的一系列洪积扇联合组成的平原；湖积平原是湖泊淤积形成的平原；海积平原则是因地壳上升或海面下降出露的沿海平原。
比照这一系列地理单元成因，拿华北平原（又称黄淮海平原）来说，淮河、黄河、海河、滦河共同冲积而成的这个平原，由西而东，大致由近山的洪积平原、中部的冲积平原和湖积平原、近海的海积平原共同构成。华北平原是堆积平原中细分类别比较齐全的平原构造。
除了堆积平原外，大自然还用另外的方式制造平原，比如侵蚀平原。所谓“侵蚀平原”，又称剥蚀平原，这种类型的平原是在地壳长期稳定的条件下，风化后的物质由于重力、流水等的作用，从高处向低处运动，地表的高处逐渐被剥蚀降低，最后形成波状起伏的侵蚀平原。在侵蚀平原上，河流迂回曲折，地形起伏较小，其上堆积物较薄，并往往有基岩裸露，偶有孤立的石山、小丘或山丛分布。
黄淮海平原范围内的徐州平原，就是典型的侵蚀平原。从交通、军事等人文地理视角看，淮河流域的徐州一带一直具有极为重要且无法绕过、不可替代的枢纽、战略地位。但正由于徐州及其周边侵蚀平原特性，仅有低矮的山丛或孤山可供防御，因此，历史上防守的一方总是容易吃亏的。进攻者取得徐州后，南向即可逼近淮河一线，就此夺得北半个中国；北向则一马平川，均为难守易攻之地。黄河下游除夏汛水大外，秋冬及早春季节都水势浅平，很容易渡过，在历史上从未成为北攻南守的障碍。
为什么平原这种自然地理单元，在滋生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过程中，会有无法更换和替代的关键作用呢？这是因为平原的出现，为人类的农耕生存方式扫清了障碍，创造了便利，提供了舞台，大中型平原更是人类大中型农耕以及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无可替代的摇篮。我们知道，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大体可以粗分为四种形态：第一种是农耕，第二种是游牧，第三种是渔捕，第四种是狩猎（加采集）。而在人类早期这四种基本生产方式中，只有农耕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人口规模，才能最大化地养育大量人口，游牧、渔捕和狩猎，都只能提供相对较少的食物，都只能养活相对边缘意义上的人口。
例如，古代埃及文明建立在尼罗河下游平原上，当时尼罗河的泛滥从7月开始，至11月水落并留下厚厚一层肥沃的淤泥，人们就在这层肥沃的土壤上耕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建立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上，希腊文称其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思就是“河间之地”，也就是“山间谷地”的意思；古代印度文明建立在印度河冲积而成的平原上；古代的中华文明则建立在由黄河和淮河冲积而成的平原上。
就中国情况看，其平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除面积较大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外，还有许多中型或较小的河流三角洲平原、江河沿岸平原、山间盆地及山前平原，这些平原是我国的主要农耕区，全国耕地的一半以上都分布在上述平原地区。
中国平原的主要地理特点是，海拔一般较低（东部大部分平原在海拔200米以下），地势起伏小，比高（目标物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一般不超过20米，最大不超过50米，坡度在5度以下的平坦地面占绝对优势，耕地大面积连片，因而十分有利于农业垦殖，有利于高效农业工具耕收以及管理与灌溉。
中国大多数平原或微丘地区处于北纬20度到北纬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农耕条件总体而言是比较好的。其中东北地区平原面积大，土壤肥力高，气候也不太干旱，但气温较低，农作物生长期较短，且易受寒害；华北地区平原广阔，夏暖冬寒，但水资源略显不足，土地旱、涝、碱面积稍大；南方地区平原较零散，热量丰富，水资源丰沛，植物生长发育快，生物资源丰富多样，但降水变率大，易受洪涝灾害侵扰。
散布于平原内或平原边缘的微丘或丘陵地区，由于可耕地少，坡耕地比重大，因而给农业耕作、灌溉、收获和运输都带来很大不便。但平原内或平原外缘的丘陵或微丘地带，在短距离内为出现多种多样的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因此为当地农业农林牧副渔多种利用方式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相比于平原，微丘地区更方便进行水粮与旱粮的多样化种植，以及渔业养殖、水生经济作物种养等。丘陵坡地最重要的农业潜力则是林果种植，我国主要经济林木和果树，例如茶叶、油茶、油桐、苹果、梨、枣、杮等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接近平原或居民点的丘陵地区。
当然，平原对人类早期文明演进的关键性意义不是别的，就在于它是农耕生产最合宜的平台，且又唯有农耕这种生产方式，才能为人类提供最可靠、最大量和最多样化的食材，才能养活最大量的人口。而大量的人口与较大的人口密度，才是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临门一脚”。
气候的密码
在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河流、平原、气候和人口四大要件中，前三大要件，即河流、平原和气候（本文有时用“阳光”代称），都是自然地理学科的一部分，只有人口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
气候是传统自然地理学的一部分。所谓“气候”，指的是某地或某地区平均天气状况及其变化特征。由于气候状况受到纬度、高度、陆海相对位置、太阳辐射、大气环流、海洋环流及地形地貌等因素的种种约束、限制和规定，因此全球气候状况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30年气候记录作为当地气候特征的最短年限，记录年限越长，得出的当地气候特征就越准确。
气候内容包括了气象内容，气象学则是气候学的一部分。所谓“气象”，是大气现象的统称。大气现象除冷热、流动、燥湿等现象借由温度、湿度和风等要素直接表现外，还可以归纳为凝结现象、降水现象、光学现象、电学现象、声学现象等。其中凝结现象包括云、雾、霜、露等，降水现象包括雨、雪、雹、冰粒等，光学现象包括虹、晕、海市蜃楼等，电学现象包括闪电、极光等，声学现象包括雷等。“气象学”则指专门研究大气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意义旨在帮助人们了解地球大气中各种自然现象的形成原因、时空分布和变化规律。
气候状况构成了地球许多地方的四季现象，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构成了旱季、雨季现象。四季是春、夏、秋、冬的总称，但四季的划分标准各有不同：天文学上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作为四季的开始；气候学上则以每年的3、4、5月为春季，6、7、8月为夏季，9、10、11月为秋季，12月及来年的1、2月为冬季。雨季和旱季多见于低纬度热带地区，当地一年中降雨集中的时期称为雨季或湿季，降雨稀少的时期称为旱季。例如缅甸南部地区，该地区5至10月为雨季，其6个月的降雨量高达近2500毫米。
当地的气候条件规定了当地的物候状况。所谓“物候”，是指自然界中动植物或非生物，受气候和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而出现的现象。例如植物的萌芽、长叶、开花、结果、枯萎等现象，动物的蛰伏、苏醒、交配、繁育、换毛、迁徙等现象，非生物的凝霜、降雪、打雷、解冻等现象。就植物界而言，人们将植物自春季萌芽始，至严寒植物停止生长这一周期，称为“物候年”。人们又将动植物随季节变化开始出现某种生命活动现象的日期——例如候鸟的始见期、绝见期，植物发芽、发叶、现蕾、果熟、落叶等的出现、盛现、终现日期——称为“物候期”。
物候现象是生命体或非生命体顺应或受制于气候环境条件而呈现出的一种征象。古人对天地间的物候现象早有深刻的观察、体验、探究、记录和总结。例如西汉时期的百科全书《礼记·月令》就曾对当时黄淮地区的气候和物候现象，做了精准且鲜活的记载。
例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说：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孟”字，在古代汉语里是“初始”义，在这里则指春天开头的第一个月。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正月里东风化解冰冻，冬眠的动物开始苏醒，鱼儿随流水冲上融化的冰层，水獭把吃剩的鱼摆放在河岸上，大雁从南方飞来。这里的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都是物候现象。那么，既然已经到春天的第一个月了，人类社会的农耕等生产和社会活动也要相应地开展起来了，于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在孟春这个月，天上的气下降，地面的气升腾，天地之气调和，使草木萌动。天子命令布置各项农事，命令农官住到东郊，全面整修田界，检查维护农田道路，认真地查看小土山、大土山、山坡，高低不平、平坦、低湿等地方的田地，根据土地情况，安排粮食种植，要传授这些知识来引导农民，这些事农官都要亲自去做。田地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这之后要先确定农税标准，农民便不会疑惑。
仲春则是物候的另外一番光景。《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仲”字，在古代汉语里指“居第二位的，或居中的”，在这里则指春天的第二个月，也就是春天三个月里居中的那个月。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春二月雨水渐多，桃树花朵绽放，黄莺鸣叫，鸠代替鹰成为天空的主角。这里的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都是物候现象。那么，既然节气已经来到春天的第二个月了，人类社会的农耕等生产和社会活动就要相应地进一步开展起来了，于是，“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在仲春这个月里，要让萌芽的植物安全生长，要养育好小孩，要照顾好各个孤儿，要选吉日，要求百姓祭土地神，要命令官员到监狱检查，释放犯人，不陈尸示众拷打犯人，不受理诉讼案件；这个月，农人稍有休息时间，就会修理门扇，寝庙全部维修齐备，这个月，不要开展大规模的活动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春二月，不要让河流湖泽里的水白白流失，不要（为捉鱼等）淘干塘和池里的水，不要焚烧山林。
对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生成来说，地表环境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气候气象条件则对农耕生产具有关键性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河流和平原的存在，人类大中型原生文明体就无法生成，而如果没有适宜农耕的气候条件，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的生成就可能迟缓、夭折甚至无法萌生。就像我在“河流的密码”里说的那样，决定平原成为农区还是牧区的主导因素，是气候条件；气候条件适宜农耕，那么平原就会成为农区，气候条件不适宜农耕，该平原就会成为边缘性资源，就会退而求其次，成为牧区；又由于牧区无法承载大量人口，故而无法进一步生成人类大中型原生文明，因此气候条件与河流、平原条件一样，是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地表环境及气候气象条件不但会引导农业向不同方向发展，更是农耕文明能够顺利生成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在早期大中型农耕文明体中，有的地区是偏干旱的，因此其农作物类型也偏向耐旱型，并且不得不尽力修建农业灌溉系统；有的地区是偏温热的，因此其农作物也偏向喜温型；有的地区的农作物是越冬型的，一年两季成为当地农业的普遍生产模式；有的地区是淹水种植的，因而当地的浅水农业或湿地农业生产十分发达。
就中华文明体生成气候环境看，受自然地理和气候气象因素影响的农业地理环境特点是十分显明的，由北而南依次呈现出旱地、水旱交替、水田、常年葱绿等不同或截然不同的农耕田野景观；农作物生产也由黄淮流域的两年三熟（以粟、冬小麦等为主），向南逐渐过渡到长江流域的一年两熟（以水稻为主），再向南逐渐过渡到珠江流域的一年三熟（以水稻为主）。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原因，一年一熟的农业种植模式成为常态。
在中华文明体生成的核心地区，也就是自然地理范畴的黄淮地区（黄河中下游及淮河全流域），此一地区总体而言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冷暖和雨量基本适中，十分适宜人类国家社会时期的定居型农业生产，因而该地区在两千年以前中华文明萌芽、成长、成熟期，成了至关紧要的核心区。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黄淮地区的两条大河，没有黄淮地区两条大河冲积成的大平原，没有黄淮地区较为适宜的农耕气候，就不可能有黄淮大平原密集的人口，从而不可能有当下成熟而绚丽的中华文化。这其中的地理和人文的因果链是十分显著和明晰的。
当然，适宜的气候因素是早期大中型原生文明体生成的必须条件，但像河流和平原因素一样（大中型河流并不必然冲积出大中型平原，大中型平原也并不一定都适合锄耕生产，适合锄耕生产的大中型平原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稠密的人口，稠密的人口也不必然会生成大中型原生文明体），气候因素本身并不能聚生大中型人类文明体，更不能保证大中型原生文明体的必然生成。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气候因素只是生成早期大中型文明体的普适条件，不具有独特的排他意义和因果顺延关系。比如人类早期大中型文明体肯定不会在气候适宜的山区生成，但在气候条件适宜的大中型平原生成的概率就很高。也就是说，适宜的气候在各种地理环境中都可能存在，但唯独在具备河流平原地表条件时才对滋生人类大中型文明系统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而言，河流、平原和气候，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三大必备因素。当这三大因素齐备时，人类具有超强人口承载能力的农耕生产方式才有可能登场，高密度的人口状况才有可能呈现，人类早期大中型文明体才有可能生成。
人口的密码
那么，为什么人类文明早期大中型文明体必须要在较大人口密度的条件下才能生成？为什么就不能在较低人口密度的情况下生成？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人文密码呢？
让我们先简约回溯一下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生成的条件链条，然后再回到与人口密度相关的这个话题上。
首先，河流冲积出大块平原，接着，在适宜气候条件下，人类在平原上发明了农耕，由于农耕是传统社会最能养活人口的生产方式，因而在气候条件适宜或比较适宜的大中型平原上，出现了大量人口，又由于大量聚集的高密度人口相互攀比、竞争激烈、交流频密、思想活跃，“闲者”众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价值体系迭代加速，不断推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社会发生由量而质的巨变，于是最终成就了当地人类社会形态的高度发展与发达。这大概就是人类早期大中型原生文明体，只能在河流平原以及气候适宜的农耕条件下，从高密度人口中生成的原因。
河流、平原和气候适宜条件下的农耕生产方式，是养活大量人口的关键环节。平原耕种生产形态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是相同条件下平原牧业、渔业、畜牧业和其他生产内容，以及非平原耕种农业和其他生产内容，都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知道，耕作型的农业生产是最契合和适配平原这种地形地貌的人类的一种生产形态。当然，我们常说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十分丰富，狭义的农业生产仅包括粮、棉、油、糖、菜等农作物的种植，也就是耕作型农业；而广义的农业生产则不仅包括农作物生产，还包括林、牧、禽、渔等动植物的养护与养殖。农业生产是人类利用生物再生产能力来获取物质资源的一种革命性的发现，这是一套完整而复杂的以生命复制为目标的庞大体系，这一体系的成败受到许多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这些制约和影响的主要内容是：驯化后的动植物生长、发育和成熟各有其不同的或特殊的过程；驯化后的动植物生长、发育和成熟各有其不同的或特殊的季节对应性；驯化后的动植物生长、发育和成熟各有其不同的或特殊的地域性；驯化后的动植物在一个农业体系中各有其不同的或特殊的地位、位置。而要解决农业生产领域这些制约性因素，使其走向高效和成熟，归总而言，大约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大的问题：
一是自然条件，这主要指旱涝、高温低温、土壤差异、灌溉条件、农业结构等局部、细部或阶段性问题；二是社会需求，这主要指农业生产成果相对而言总是无法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三是技术条件，这主要指为高效发展农业生产，就需要不断追求技术进步，以便获取更理想的农业收成，但农业技术发展又总是无法与农业生产需求完全匹配，总是落后于农业需求的状况的；四是劳动力因素，这主要指垦拓荒地及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力总是处于相对缺乏的状态，这种缺乏不仅仅是劳动力数量的缺乏，也指高质量劳动力的缺乏。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农业生产是最契合平原这种地形地貌的人类的一种优质生产形态，因此在（适宜农耕的）平原地带开展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制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因此上述问题在平原农耕地区都不是根本性的自然条件问题，都不是根本性的土地资源和农耕条件问题，而只是局部、细部或阶段性的中观和微观问题，都只是如何更快更好发展的问题。
拿中国传统平原农耕主体区的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来说，正因为黄河中下游平原区、淮河流域平原区（全流域几乎均可视为平原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区这三大平原区的超前开发（长江流域稍稍晚一点），使得这三大流域整体而言成为中华文明源起的和核心的地域。这些地域文明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平原农耕的基础与条件之上的，没有河流旁、平原上、阳光下和人群中这些优质条件与便利，这些地区是不可能成长为令人瞩目的优势之地的。
同样都是大河之侧，同样都是平原农耕，同样都有较适宜的气候，同样都有密集的人口（长江中下游地区略晚一些），作为一个宏观整体的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它们在大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作用是怎样的呢？是均等的、完全一样的，还是有差异、完全不同的，还是各有侧重、各有“分工”的呢？我阅读、行走、观察、思考和梳理后得出的结论是，它们在大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是不同和各有“分工”的。具体来说，在大中华文明体系中，黄河为政权之河，长江为经济之河，淮河则为思想之河。
黄河流域在先秦时期是政权集中之地（所谓“先秦”，指的是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即从远古起，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止；但在一般情况下，则主要指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秦、韩、魏、赵、齐、楚、燕，都曾据有黄河中下游大片（或部分）土地；西周后期并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政权数量则更多，特别是中小政权。政治权力附加的话语权带有强制性，如果时间较长则会渗透进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包括文书典籍。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在长时期内主讲黄河，鲜提淮河和长江的原因之一。当然，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政治、文化整体的早发早熟，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但以上只是泛论。如果进行细分细化，我们则会发现，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强项主要还在政权。可这对一个成熟的大型文明体所必须具备的构成要素而言，显然还是十分不够，甚至是有重大欠缺的。政治权力的核心是军事能力，因此政治势力的强盛不一定非得以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先进为前提（例如草原族群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但其经济、文化能力则相当薄弱；当然，如果同时具备经济、军事和文化能力，则完美无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例如先秦时期渭河流域的秦政权，亚欧大陆历史上的蒙古政权，亚欧大陆东端的鲜卑政权和清政权，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族群，它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当时都不是最强大、最成熟的，但它们也能以军事能力在博弈中取胜（当然，这种取胜可能只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现象，即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者、幸存者，那些没能取胜而灭亡的可能数量更大，但我们没看到，或早已把它们遗忘了）。
长江流域的经济潜力，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并且孕育了楚、吴这样各方面都比较强大的政权和群体。但正由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大体只是沿江长条状平原，未能冲积出包括黄淮平原在内的华北平原那样面积广宽、腹地深厚、最适宜大面积农耕的大平原，因而直到西汉司马迁时代，当时的主流观念仍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在“饭稻羮鱼”“火耕水耨”（《史记·货殖列传》）。当然，这也是当时的地理事实，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地域广大、丘陵起伏、碎山散布、河湖过多、平原零乱，再加上气候湿热，与黄淮海平原、渭河平原等面积广大的平原或纯平原相比，早期大规模农耕的条件还是较有欠缺的，就人类当时各种应对能力水平来说，自然灾害也较难抵抗。
但长江中下游平原滋养人口的天然禀赋是一直存在的。当人类的生存手段更加丰富之后，特别是当黄淮流域的政治权力因过度内卷而向长江流域、向南方转移之后，长江中下游平原承接黄淮平原优质生产和人文资源的距离优势显露无疑，当地天然、优质的农渔桑底质亦被整体挖掘出来，从此一路高歌，飙至亚欧大陆东部农耕经济最优秀地区。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在中华文明圈中，历史上黄河流域是负责出政权的，长江流域是负责出经济的，而淮河流域则负责出思想、出学问体系，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缺少其中哪一块，这个文明体都不会那么优质、完备、丰厚。
淮河流域则在中化文明体系中负责出产且盛产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思想体系，这一点我将在下面“淮河的人文密码”中具体介绍。
以上谈论的，是农耕生产形态在聚集和养育高密度人口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和生产特征。
其次，当人类已经开始在平原上进行农耕（锄耕、犁耕）生产后，平原农耕能够承载大量人口的优势天性和才能就逐渐展现出来了。随着平原农耕区粮食总产量的快速增长，平原上的人口也会快速增加。由于人口本身就是劳动力，就是生产力（也是消费者），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发明、创造者，就是思想的载体，因此大量密集的人口进一步促进平原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从而导致平原农耕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增加，庞大的人口基盘又进一步促进农业（并手工业）的发展，周而复始，进入良性循环，不断推动文明体萌生、发展、壮大和成熟。大量、高密度聚集的人口成为平原农耕区人文状态的最经典面貌。
我在前面谈论过高密度人口社会的一些特征。高密度人口社会一般至少会有如下特点：一、持续激烈的生存竞争；二、持续高强度的经济博弈；三、连贯频密的知识交流；四、持续猛烈的思想碰撞；五、快速完善的价值体系；六、加速迭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当然，在人类早期的传统社会（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实际上仍遵循着河流边、平原上、阳光下、人群中这人类文明萌生、成长与成熟的四大原则，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是这一原则的两个显例，但这不是我这里所要谈论的内容），上述六大特点都要，也只能在平原农耕前提条件下存在和实现。
人类进程的城市化趋势，正是高密度人口聚集并因此而带来经济社会大发展、大成熟的一个象征。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不是人口高度密集即相对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人类的上古时期如此，人类的现当代社会也是这样。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是一个体面和强盛的社会的象征。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不仅带来了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天然具备了激烈竞争和博弈的条件，天然具备了人与人之间频繁和密集的交流与沟通的条件，天然具备了多样化的思想对接与碰撞的条件，天然具备了激发人类好奇、好胜（有时候则是好战）基因的环境与条件——这些都是人类人口城市化的典型面目与内容。
人类就是在这种人口高度密集条件下完成蜕变的。这也是人类社会从数量积累到质量突变的规律性过程。如果一个社会想要完成高度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文明成熟的任务，人口大量聚集是其最基本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没有这种高度的聚集，上述任务都不可能实现和完成。
一定条件下的量变到质变，不仅人类如此，动物（昆虫）界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常见的蝗虫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散居型蝗虫，一种是群居型蝗虫；散居型蝗虫较少聚集行动，体力稍弱，不善飞行，而群居型蝗虫体内积蓄的营养较多，耐饥力也较强，具备中长途飞行的能力；但这两种形态的蝗虫能够相互转化；如果在一定条件下散居型蝗虫变成了群居，那么这种蝗虫就会变成群居型蝗虫，进而就会长距离移动，变得极具进攻性，这种蝗虫的性态因此而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河流制造平原，是一种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变；平原制造农耕，是一种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变；农耕繁衍人类，是一种从寡到丰、从量到质的转变；人类创造文明，亦是一种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变。这正是河流边、平原上、阳光下和人群中无中生有、相因相成的神妙和传奇。
淮河的自然密码
我在前面说到，中国大地上的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流域，在大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是不同和各有“分工”的。
三千年以前的淮河流域，已经基本具备了前述大中型河流流域可能具备的所有自然和人文功能：制造平原沃野，养育且承载平原沃野上的农耕和文明，聚集人气人流，并提供交通便利。因而三千年以前的淮河流域，与附近的黄河流域、较远些的长江流域一道，全方位地构建了中华文明早期的框架和底基。
除大中型河流均具备的共同点之外，淮河还具有一些与其他大中型河流不同或完全不同的特殊点，甚至是令人称奇的地理与人文密码。这些特殊点或地理与人文密码，主要表现在淮河作为中国东部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标尺意义上的气候和生物界线方面，以及淮河的人类思想家摇篮功能方面。
我们先来看看淮河的自然密码。
首先，淮河一线大致是中国东部800毫米年等降水量分界线，分界线以南降水量逐渐增多，以北降水量则逐渐减少；流域内的高降水地区则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区、伏牛山区以及下游近海区。这里的所谓“降水”，指的是雨、毛毛雨、雪、霰、冰、雹、雨夹雪、雨凇、雾凇等大气降水，以及霜、露等地面降水的总和。800毫米降水线至少在环境保护及农业生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这条降水线由东而西大体与淮河—秦岭—青藏高原东南边缘一线重合，中国水田与旱地分界线，水稻与小麦种植主要分界线，暖温带与亚热带分界线，冬季河流结冰与否等，都与这条降水线密切相关，或者说，都与这条降水线有因果关系。
淮河一线又是中国东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分界线。地球的热带，一般指南、北纬23°26’纬圈之内的广大低纬度地区。亚热带又称副热带，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通常指秦岭淮河以南至热带的广大地区。亚热带与热带最明显的区别是，夏季与热带相似，但冬季明显比热带冷。在亚热带地区，气候有着显著的季节变化，冬季稍有冰雪，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因此全年均可有农作物生长。亚热带又分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三个次级分区，它们之间的亚热带特征是由南而北逐渐递减的。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大部则为暖温带地区（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对气候带的划分与国际上对气候带的划分有所不同）。
淮河一线也是中国东部湿润与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这是800毫米年降水量线带来的地理气候现象以及衡量标准。中国东部的半湿润地区主要指淮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即黄淮海平原这一广大地区，半湿润程度则一般由南而北逐渐递减。我国400毫米年降水量线则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在中国东部（北部）地区大致以大兴安岭及长城一线为界，这是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分界线。整个东北地区则仍为湿润地区。
淮河一线与中国东部1月0℃等温线大致重合。此线为冬季的冰线，是结冰地区与非结冰地区的分界，即在淮河以南，冬季的大江大河不会结冰，而在此线以北，冬季的大江大河，甚至渤海，都有可能结冰。
此外，淮河一线一般还是河流水量、泥沙量的分界线，淮河以北河流的水量相对较小，泥沙量相对较多，淮河以南河流的水量则相对较大，泥沙量相对较少。
淮河流域因气候原因而成为许多动植物的生长分界线。例如，淮河一线是中国东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与温带落叶阔叶林带的分界线。所谓“阔叶”，是与针叶相对言的。阔叶就是树木的叶面宽大，针叶就是树木的叶面如针。植物进化为阔叶和针叶，与当地气候有着直接关系，也与植物的进化策略有直接关系。
叶面宽大的好处是，能够接收更多阳光，通过光和作用为植物体制造大量营养，当然，其代价就是蒸发量也更大，需要消耗更多水分。叶面如针的好处，就是植物体水分蒸发量很小，适应干旱、寒冷环境，其代价就是受光面极小，接收的阳光很少，植物生长缓慢。由于气温原因，淮河以南，特别是中亚热带或南亚热带，许多阔叶树冬季是不落叶的，而淮河以北的阔叶树都落叶。植物就是以这种应对方式，来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并顺利地完成自己的生活史。
淮河一线一般是中国东部竹子、茶树以及柑橘类果树生长的北界，这指的是自然界中自然生长的植物，而非园艺或人工改良物种。在中国地理历史上的温暖时期，自然界中的竹子不但曾生长在黄淮地区，更曾生长在海河流域，可见历史上气候的变化有多大。茶树也适合在淮河以南地区生长，中国高品质和大宗茶的产地，都在淮河以南地区，并且以山区为最佳，淮河以北少数山区也有出产，但数量既少，品质更难与淮河以南产地相匹。
自然界中的柑橘类植物一般都生活在淮河以南地区，淮河以北极其鲜见。如果栽种在淮河以北地区，品质则会大变，无法食用，这并非近现代才是，历史上即如此。例如橘，《周礼·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枳。”《晏子春秋·杂下第十》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两段文字都是说由于淮河南北气候差别，使得橘树果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周礼》大约成书于汉代以前，《晏子春秋》可能成书于秦代之前，距今都两千多年了，可见那时淮河即有分南北的不同。
淮河一线一般还是中国东部地区高粱生长的南界。像竹子、茶树、柑橘类一样，这不是说这些植物到了淮河以北就不能生存了，而是说在自然选择而非人工选择的情况下，它们一般无法出现在淮河以北地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在淮河以北生存，它们只能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高粱是旱地作物，在北方半湿润、半干旱环境里生长品质最佳。我曾经特意在江淮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寻找高粱的足迹，我经常能在这些地区看到高粱，但都十分零星，相信其口感与品质，也会与北方的高粱有较大差异。
淮河秦岭一线一般也是乌龟等动物的北界。乌龟是变温动物，北方的干旱和寒冷对乌龟的杀伤力可能更大。
淮河的人文密码
大概正是由于淮河流域具有与其他大江大河一样的及不一样的自然的与人文的特点——大中型河流，大中型河流冲积而成的大中型平原，大中型平原（在较适宜气候条件助力下）催生了当地的农耕，当地的农耕生产方式养育了大量人口，大规模聚集的人口又反过来顶托农耕文化的快速发展与成熟——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到中国的上古时期，淮河流域生活的人群中涌现出了灿若群星的众多思想家和思想学派，将这片大地上的人类文明，推向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
那么，先秦时期的淮河流域，到底涌现出了哪些最著名的思想者和思想学派呢？
这还得先从儒家思想学派说起。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学派在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且成熟于孔子（孔子生活在淮河下游最大支流泗水流域）。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学说基本上是由孔子一个人单独创建起来的，其他人，或者后面的人，例如孟子、荀子、韩愈、朱熹等，则对儒家思想学说有不同程度的完善、补充、调整、改进或强化。儒家思想体系是一种全面而无所不包的社会治理学说，是一种社会道德伦理体系，是关于社会管理的一整套观念、策略和方法，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因而除少数年份以外，儒家思想学派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占主流的治国理政体系。
孟子（孟子生活在淮河下游最大支流泗水流域）是最有名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光大者和拓展者。与孔子侧重儒家思想立体、宽厚和无所不包的儒雅呈现不同，在战国君子必辩风尚的熏陶与锤炼下，孟子的语言风格十分凌厉，具有感染力和杀伤力。例如，孟子在跟人谈论关于“大丈夫”的认定时，就对“大丈夫”做了一段铿锵有力的概括或归纳，孟子说，什么叫“大丈夫”呢？大丈夫一定是这样的人，或一定、至少要具备以下三种属性或品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老子（一般认为出生生活在淮河中游支流涡河流域）是中国道家思想学派的创立者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老子的思想大多贮藏在《老子》这本书里。《老子》中哲学宇宙观方面的思想价值，远远超过其中社会学政治学的思想价值。《老子》中关于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论述，是中国道家学派的思想源头，是道家学派的思维基础，是中国人世界观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族群对人类文化、文明塑造的贡献，在此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独树一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更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言行方式和价值取向。
列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除老子和庄子外，最有成就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子名御寇，一般认为他是郑国圃田（在今河南郑州、中牟一带）人。圃田，或为水泽名，或为地名，虽然离黄河不远，但属淮河流域。列子的作品多由后人汇集在《列子》这本书里（其中亦有许多后人作品窜入）。其思想特征是天人感应和天人互动。从思想角度看，《列子》的天人观虚化神妙；从文学创作视角看，《列子》的散文是一流的，是《庄子》之后（这里指的是结集成书的时间），狭义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
庄子（一般认为出生生活在淮河中游支流涡河流域）是老子之后最重要和最有创见的道家思想、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不但继承了老子在自然观方面效法天道、政治观方面无为而治、道德观方面绝仁弃义等道家核心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推向顶点，且不容分辩、解释，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更在人生观顺天应时理念方面独树一帜，开创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庄子》中狭义散文文体呈现是先秦狭义散文创作的最高峰，其汪洋恣肆和浪漫智慧的文体特征，在中国狭义散文创作中独树一帜，具有永久的文学生命力。
墨子（相传墨子原为宋人，后长期居鲁，宋都在今河南商丘境；又有说墨子是滕国人，即今山东滕州一带；又有说墨子为今河南鲁山人；上述多地均在淮河流域范围内）为春秋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的社会观、政治观和道德观，归纳起来，主要有兼爱、非攻、尚贤等。所谓“兼爱”，“兼”的词义为“同时进行或同时占有”，也就是要爱所有的人，同时享受所有人的爱。所谓“非攻”，就是不以武力攻打他国，这是兼爱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依照兼爱规则，人与人之间要互爱互利，国与国之间也要互爱互利，以武力进攻他国，是明显有悖于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所谓“尚贤”，就是要崇尚贤良之士。
惠施（一般认为出生生活在今河南商丘境，此地皆属淮河北岸支流沱河、浍河、涡河等流域）是战国时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是战国名家学派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所谓“名家”，是战国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战国时称这一学派为“刑（形）名家”“辩者”，西汉时称为“名家”。所谓“名实”，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名称和内容，而在哲学的意义上，则指名称、概念与事实、实际，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由于战国时期有君子必辩的风气，因此以名与实为主题和内容的论辩十分流行，这种为名实而论战的“名辩”之风，在战国中期曾盛极一时。战国“名辩”思潮中，以名家学派最为独树一帜、考察缜密、逻辑突出，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积累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韩非子（一般认为其出生及生活在当时的韩国都城阳翟，即今河南禹州、新郑一带，当地为淮河最大支流颍河的流域范围）为战国后期韩国人，是当时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也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所谓“法家”，就是先秦提倡以法制思想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思想学派。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由法、术、势三大理念为支撑。在韩非子看来，所谓“法”，就是君主把控，百姓知晓，人人遵守的规定。所谓“术”，在韩非子看来，就是君主驾驭臣子和百姓的政治手段或政治艺术。所谓“势”，即权势，这是君主制服众人的资本。
韩非子与战国末期著名政治家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赵国人，他是战国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先游学于齐，后赴楚国，由春申君任为兰陵令二十年，后废居兰陵，著书并终老。兰陵在今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兰陵镇建于山前平原上，属淮河流域的沂河水系。荀子之学主要阐释社会学、政治学等命题，大体可归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由于法家思想体系切近社会实际，因此其政治主张常为各国执政者采用，秦王嬴政对韩非子的理论极其欣赏，采用其学说并最终建立起统一的秦王朝。西汉以后，各朝代执政者多取“独尊儒术”政策，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层面，实质上采取的则多是“外儒内法”“儒法兼治”的操作手法，即以儒家思想的仁、义、礼、忠、信为道德遵循的软手法，加上法家思想的法、刑、赏、罚等硬手段，来治国理政、管理社会。当然，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因此荀子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思想，想来也会对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及后世治国理政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的择要例举，几乎是上古时代中国大地上涌现的主要思想潮流，已经足够显示上古时期淮河流域思想家辈出这一事实。这些思想和学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东方智慧，它们具有鲜明的、极其个性的淮河流域的人文风物特性。
淮河效应定律
可是，为何上古时代中国主要思想家和思想体系都出自淮河流域，而不在附近的黄河或长江等大江大河流域涌现呢？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密码、规律和秩序吗？
在很多很多年里，我都在内心急迫地想知道上述谜团的谜底。为此，我用许多年时间，采用徒步、骑自行车、搭顺风拖拉机、乘坐火车、乘坐农村班车、自驾等方式，走遍了淮河流域各干支流，并就此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觉得，我的长期努力没有白费，至少现在我以为我找到了这些密码或规律中的一小部分。我觉得我的寻找路径不是错误的，或不完全是错误的。
下面就是我找到的所谓“淮河效应”定律的简述，也就是为何中国先秦主要思想家和思想学派均出自淮河流域的自然及人文的原因，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全球主要思想家大都出自类似于淮河这样的河流流域的原因。
首先，就淮河而言，从空间上说，淮河是位处中国东部南北中心位置的一条大型河流；从时间上说，淮河的生成，比地球的生成晚许多，地球大约在距今46亿年前形成，古淮河则大约孕育、初生于距今6000多万年前的第三纪至第四纪更新世。所谓的“第三纪”“第四纪”，都是地质学对地球地质年代进行的划分。那时候，地球内力作用导致地壳运动、变化、变形，亚欧大陆上的喜马拉雅山脉强势崛起，使我国现有地理版图出现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成包括长江、黄河、淮河等多数大江大河由西而东的总体流向（也有一部分南流或北流出境河流，例如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额尔齐斯河等）。主要由于这些河流的冲积，中国东部广大冲积平原逐渐形成。淮河在距今100多万年前的第四纪更新世和全新世不断发育成长（人类也出现了），并在距今5万年至1万年间形成入海水系，成为我们后来（包括现在）看到的淮河的大体模样。
按照传统说法，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县与湖北省随州市交界的桐柏山太白顶，全长大致为1000千米。按照淮河长度约1000千米的说法，淮河上游从源头到皖豫两省交界处的洪河口为上游，长度360千米；洪河口至洪泽湖出口中渡为中游，长490千米；中渡至长江三江营为下游，长150千米；下游是按照淮河入江水道来算的，如果按照淮河入海水道算，会略远些，约160多千米。
由淮河上游而中游。淮河的中游，河的南岸是低山浅丘，河的北岸是广阔无边的淮北大平原。其实从河南信阳地区始，一直到淮河入洪泽湖，南丘北原的特征就一直鲜明地保持着。正阳、罗山、息县、淮滨、固始、阜南、颍上、霍邱、寿县、凤台、怀远、蚌埠、五河等地，莫不如斯。这就说明，淮河中游地区的北岸，远古低势低洼，后来的平原都是由河流冲积而成的。
以上是淮河干流当下的大致面貌。但淮河流域不仅仅有淮河主干，两岸还有数十条一级支流依次汇入淮河，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淮河流域。所谓“一级支流”，指的是直接流入主干的支流。先流入一级支流再汇入主干的河流，则称为二级支流。例如淮河左岸原有浍河在安徽五河附近汇入沱河，再经沱河汇入淮河，因此沱河是淮河的一级支流，而浍河就是淮河的二级支流；在安徽固镇县新马桥附近又有澥河汇入浍河，因此澥河是淮河的三级支流（也有说除一级支流外，其余支流都是二级支流）。
黄淮一带（以淮河流域为主，黄河流域中下游部分地区为辅），是上古时期亚欧大陆东部最重要的文化十字路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十字路口。就几千年中国历史看，此一地区，是各地域文化与政治集团间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交通、政治、经济枢纽，是各地域文化与政治集团间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地理核心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时期，只有控制了这一地理核心区，才能继而控制全中国；失去了这一地理核心区，就失去了掌控和影响全局的前提和可能。由于这一地理核心区是平原或纯平原地区，因此我给出的这一地区的文化地理概念，叫“中心平原区”。
在我看来，这一地理核心区的区域位置大致为：伏牛山、函谷关、太行山以东的黄淮平原地区。具体来说，中心平原区的地理范围大概在今：淮河干流以北，北纬37°线以南，函谷关以东，沂蒙山区以西这一黄淮流域以平原地形为主的方形地区，也就是现河南、安徽、山东、河北、江苏五省相连的黄淮流域这一方形区域。
中心平原区之所以西以伏牛山、函谷关、太行山为界，东以沂蒙山为界，这是由于人类发展早期一般会遵循文明不上山的原则。山区人类文明发展条件恰好有悖于平原具有的优势，在农耕、交通、人口密度等方面，与平原相比，都处于负条件状态。这不是说山区人类文明不向前发展，而是说相对于平原而言，发展得十分滞后、缓慢，不可与平原发展速度相提并论。
中心平原区南以淮河干流为界，则是因为淮河以南地区多低山、丘陵，与平原的优质农耕条件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此外，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类科技生产能力低下，因而淮河的阻隔作用显得巨大，这种情况直到数百年后的南北朝时期都未有明显改变。春秋时期科技生产能力的低下还使江淮特别是江南的湿热气候成为族群扩张的畏途，过多的水体、雨水和高温，成为生活在（相对）北方族群的大敌，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人群，至今仍普遍存有北方人的心理认同，这与自然和气候的长期心理塑造是密不可分的。
中心平原区以北纬37°线为北界，是因为就太行山以东的黄淮海平原而言，北纬37°线以南囊括了春秋时期包括齐国、卫国、赵国等在内的重要国家。而在春秋时期，北纬37°线以北湖泊众多，洼地遍布，农田面积与农耕条件与黄淮平原有着不小的差距。在交通方面，这一地区甚至只有平原与太行山之间的狭道最方便通行。此外，这一地区愈往北，气温愈凉，愈不适宜农业生产。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北纬37°线以北地区，是中心平原区族群与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族群的势力缓冲区，一般情况下，中心平原区族群不愿北上进入苦寒之地，也没有主动利用边缘性生产资料的生存压力和生存动力；而北方游牧族群的南下力量一般只能到达此地就会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南下，如果还有余力南下，一般至淮河干流时也会力量枯竭。
我以为，中心平原区（以淮河流域为主，黄河流域中下游部分地区为辅的地理核心区）在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地理作用，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方面是政治文明建构（政权建设）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文明建构的关键作用，再一方面是思想文明建构的关键作用。
在政治文明建构方面，中心平原区（地理核心区）树立了一种绝对的参照标杆或参照指标，即，凡未能全面、长期、稳定占有或有效控制此一中心平原区的政治集团，都只是边缘性的政治力量，或只是区域性的政权。上古时期（一般指夏商周秦汉）的秦国、齐国、楚国等强国莫不如斯，更不用说位置更为偏远的赵、吴、越等政治集团了。当处于边缘位置的地区性强国如秦国突破这一圈层禁忌，占有这一中心平原区后，这一定律就被打破，国家政治架构就会迅速进入一个规模相对大的全新大一统皇权社会，一般就能相对长期稳定地延续下去（开创新局面的秦国却是例外）。中古（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南北朝和近古时期的南北宋，都是如此。
在社会文明建构和思想文明建构方面，中心平原区亦是当时社会道德和思想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从这一地区孕育生成众多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就能看出来。在地理、农耕、交通、族群、战争、交流、融合等因素全方位立体参与下，此一地区最终成为超大规模的道德文化与思想文化的孵化器，成为先秦思想文化最核心的区域，孕育出了儒、墨、道、法、名等多种光耀人类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共同构筑成了一个大型的思想文明。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参照物，这样一种参照标杆、参照指标，在中国上古时期，所有历史地理的重要性，都要在与中心平原区的对照中才能精准定位，所有思想地理的重要性，也必须与中心平原区进行比对，才能评级。例如思想文明的重要性，必须在与中心平原区思想文明的高峰，即儒、墨、道、法体系的比对中，才能得知高下；权力威势的把控，则必须以取得中心平原区的领有权为分界，才能判别正野；社会文明的优劣，则必须以中心平原区为榜样，才能分出生熟与高下。
此一中心平原枢纽区即为中国上古思想文明（文化）的核心区。核心区周边的四面八方，严格说都属于此中央枢纽区的边缘地带。这个向周边扩散的边缘地带直到与另一个或另几个思想文化核心区的边缘地带相遇，才会在重叠地带形成一个宽窄不等的争夺互动区。当然这个争夺互动区是动态的，也是会随着两个或数个核心区实力的波动而扩张或收缩的。例如，中心平原枢纽区思想文化与周边各所谓“夷、蛮、戎、狄”思想文化的相遇、竞争、争夺以及彼此的消长。
就中国历史文化实践看，与中心平原枢纽区重叠（除去黄河流域部分）的中国思想文化核心区，也是无可争议的同化周边思想文化的核心区，是强势思想文化输出的动力源和中国传统社会所谓“正统”思想文化的源发地。这种汲取了极深厚自然与人文地理能量的强势思想能源的输出，甚至很容易就能到达南方珠江流域、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西方的西域地区以及东方的海岛陆地。
正由于此中心平原枢纽区与思想文化核心区的重叠与强势存在，且由此思想文化核心在巨大压差主导下，源源不断向其周边的边缘地带输出强势思想能量，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才早早就得以实现。这并非由于某一族群或某一文化获得了某种偶然眷顾，而恰恰是由于此一中央平原核心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双枢纽地位带来的必然因果。
相比较而言，北方南下的游牧或半农耕半游牧文化都是弱势的。其一般规律是其经济、文化动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即被稀释和迟滞，到达中心平原思想文化核心区时，大多已成强弩之末，很快就被消解或同化了。就算少数仍然强势，能够到达长江以南，则也必然成为弱势文化，只能依赖中心平原核心区的强势思想文化对南方进行文化塑造、定义或改造。这就是北方游牧文化被中心平原农耕文化核心区同化的原理和过程。
此外，就以此思想文化枢纽为中心的各族群政权来说，谁据有此思想核心区的时间越长，谁的政权就越强势，一般也越长久，反之就越弱势或短暂。从秦统一中国开始，两汉如此，三国的魏，其后的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以及其后的隋、唐、宋、元、明、清，都概莫能外。
那么，黄淮中心平原区的这种政治权力象征和淮北平原区的这种思想文明象征，难道就仅仅是古来如此，或始终杂乱无章的吗？有没有什么简洁明了的规律值得探寻呢？通过对先秦淮河流域众多思想家生平的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扩展阅读和比对后，我发现，人类的大思想家只出现在长度1000千米以下的中小型河流边，而不会在1000千米以上的大型河流边生成，特别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这就是我认为的“淮河效应”（淮河定律）规律。
“淮河效应”规律是淮河流域地理和人文的另一个关键密码。在中国思想史中，大思想家的生成都遵循这一地理规律。在全球思想史中，也如是。当然，由于人类对制服河流水患的能力不断上升，因而与公元前相比，在大型河流边定居的人口也在不断上升，因而从中生成大思想家的概率可能也会提高，而且愈接近现当代，淮河效应的约束能力亦愈可能出现偶发例外。但这种偶发例外并不会破坏、动摇或挑战淮河效应定律。
淮河效应的反向证明就是：在河长超过1000千米的黄河干流、淮河干流和长江干流，先秦时期都没有大思想家产生。全球情况亦如是，那些河长超过1000千米的大中型河流，未生成社会公认的大思想家。
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就传统观念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是早期（公元前）人类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我们以这些大思想家为例，来看一看他们出生或主要生活地域的河流情况（以下以中外及生卒年为序）。
老子（与孔子同时代或稍长于孔子）。古涡水流域，古涡水河长400余千米。
孔子（前551—前479），古泗水流域，古泗水河长400千米左右。
释迦牟尼（北传佛教推断为前565—前486，南传佛教推断为前624—前544，或前623—前543），为佛教创始人，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信众尊称其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又尊其为佛陀，有“觉者”之义。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尼泊尔南部边境一带，释迦牟尼出生地兰毗尼亦在此地。当地河流均为恒河左岸（北岸）的中小型支流，河长等资料未详，但估计多为数百千米不等。这是因为尼泊尔东西长，南北窄，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散落着珠穆朗玛峰等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峻岭，中部为山间谷地，南部为热带平原，因而境内河流水大流急，多为北南流向或西北东南流向，分属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之所以多介绍一些当地的河流情况，是为了强调释迦牟尼出生及生活的河流流域，都是流入恒河的较为短小的支流，而非河长为2580千米的南亚大河恒河干流。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就古希腊地区的河流而言，由于当地山地连绵，因而河流多河短流急，均为河长在500千米以下的中小型河流，其中流经雅典的基斐索斯河仅长32千米。海洋对人类文化的塑造，在当地或对当地具体个人而言，可能会大于陆地河流对人类文化的塑造和影响。如果对当地具体个人来说海洋影响大于河流影响，那并不会对“淮河效应”产生负面影响；而如果河流影响大于海洋影响的话，那则是淮河效应定律的一个证例。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生于雅典，后在雅典创办学园，收徒讲学。柏拉图生活的河流地理背景与苏格拉底同。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生于古希腊的斯塔吉拉（爱琴海北岸），曾受教于柏拉图，后前往雅典，从事讲学与研究。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河流地理背景与苏格拉底类同。
此外，中国的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阳明），意大利阿奎那，波兰哥白尼，英国培根，法国笛卡尔，荷兰斯宾诺莎，英国牛顿，德国莱布尼茨，法国伏尔泰，英国休谟，法国卢梭，英国亚当·斯密，德国康德，德国黑格尔，德国叔本华，英国达尔文，德国马克思，德国恩格斯，德国尼采，英国凯恩斯等等，他们都出生或生长于河长不超过1000千米的中小型河流流域。
作为反向证明，我们再来看看世界十大河流生成大思想家的情况（以下均指干流而非包括支流在内的全流域；此外，随着科技进步，河源及干流长度时有变化，但并不影响引用数据得出的结论；下述数据仅供参考）。
尼罗河全长6670千米，位于非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亚马逊河全长6400千米，位于南美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长江全长6397千米，位于亚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密西西比河全长6020千米，位于北美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黄河全长5464千米，位于亚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鄂毕河全长5410千米，位于亚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巴拉那河—拉普拉塔河全长5290千米（以格兰德河源起算），位于南美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澜沧江—湄公河全长5022千米（其中中国境内澜沧江2354千米，出境后湄公河2668千米），位于亚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刚果河全长4640千米，位于非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勒拿河全长4400千米，位于亚洲；历史上大思想家生成状况：暂未见。
此外，除“淮河效应”外，我们似乎还能从淮河流域思想流派丛起现象中，发现一种我称之为“支流定律”的现象。即中国先秦时期的文明圈，包括政治文明和思想文明，都生成于大河的支流边，不但各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均在各支流流域出生或生活，各政治权力中心也都设置在各支流流域。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文明核心和思想文明核心都生成于黄河、淮河或长江支流，都未在黄河干流、淮河干流或长江支流生成。例如，就思想文明来说，淮河支流泗水流域生成了孔孟之道〈还可能生成了墨家〉，淮河支流的涡河流域生成了老庄之学，淮河支流的颍水流域生成了墨法之学；就政治文明来看，黄河支流的渭水流域生成了秦，黄河支流的汾水流域生成了晋，淮河流域的泗水流域生成了鲁，等等。世界其他地区人类文明早期的此类现象，应该也值得给予总结与归纳。
那么，为什么人类的大思想家（特别是早期的）均生成于1000千米以内的中小型河流边呢？我以为，“淮河效应”现象的产生，与古人的安全感密切并直接相关。具体来说，与古人的生存安全感和心理安全感直接相关。
所谓“生存安全感”，是说在科技和生产力有限的上古时代，由于当时的人类无法制服大型河流的季节性泛滥，同时，大型河流也无法为较多的人口持续提供果腹之物，因此当时人们的聚居地，特别是在平原地区，一般都会与大型河流保持一定距离。不过，我在前面也介绍过，虽然上古人类对大河灾害恐惧并保持警戒，但人类在生活和生产中又必须随时与水（河流湖泊）保持亲密接触（交通和交流便利的诱惑也是人们亲水的重要原因之一），离水体太远不仅不方便生产和生活，也会在取水过程中遭遇更多危险和不确定，而中小型河流则恰巧能完美地解决这一矛盾。中小型河流既能满足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对水的需求，又能比较有效地满足人类规避大型洪水灾害的要求，因此在大型河流的中小型支流平原地区生活、生产，就成为上古时期族群对定居地的首位选择。
所谓“心理安全感”，即在族群安全意识背景下，个人的生存安全记忆，这是与族群安全记忆互生的。当族群安全历史中有重大灾害记忆时，族群中的个人也会通过各种途径获知并存储下来。
此外，就族群中的思想者来说，一般而言，思想者比普通人更需要相对安全、稳定的生活，这种安全与稳定，不但指物质和生活环境的相对安全与稳定，也与族群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另外，某种意义上看，思想者是物质、时间和精神上的有闲者，一般来说，需要的是长期的相对安全与稳定，而非短时间和匆忙仓促的安全与稳定，因此经常性的身不由己的动荡或冒险生活，与大思想家的生成大环境、小环境都是相悖的。这种心理上的安全和稳定关切，虽然可能只是潜意识的，不为人知的，但可能成为大思想家生成的关键性的限制因素。
最后，就算“淮河效应”规律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在两千多年后翻天覆地的当下，它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略微考察一下当下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我们就能发现，人类文明发展早期集中定居于中小型河流流域平原地区的滞后效应仍在持续。这个滞后效应会影响人类到什么时代，暂时也许是说不清的，但人类文明发展和大思想家生成的基本元素，即“河流边、平原上、阳光下、人群中”的内涵和本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可能只是相关的形式、相关的表面。人口相对稀少的山区、沙漠、高原、草原，以及大型河流附近，丛生大型思想学问和大思想家仍然是相对困难和罕见的，而1000千米以内能够带来心理“安全和稳定”的中小型河流流域，则概率仍高。带有平原地貌的中小型河流流域的进一步充分开发（大型河流也是由各个中小型支流及相应文化圈组成的，也可以在合适的时代背景下将其分为不同支流模块开发或进行适当的资源配置），不仅是人们从心底里愿意的，也是形成有效文化圈所需要的，而且更易于化繁为简，更易于把握，也更易于形成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局面。当然，由于多元与一元、分散与集中、个性与共性，本来就是事物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状态，也永远是交互轮替的，因而对此问题，并不可单向看待、一概而论。
文明的密码
好了，我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到了本文要总结的时候了。
我现在似乎终于可以说，我大体上找到了我许久以来就一直在寻找的、我自认为的所谓“文明的密码”了。如果一定要用几个简洁的关键词来概括，我自认为的人类文明的密码就是以下四个语词：河流边，平原上，阳光下，人群中。虽然本文主题、内容以及四个简洁的关键词在我的长篇文化散文《淮河的密码》一书中已多有涉及，但那是分散在40万字的长篇详叙中的。当下的这一文本主题和内容则更集中，更概括，也更简洁，也更直截了当。
对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的生成而言，河流的作用就是冲积成大中型平原，有了大中型平原，人类大中型文明体的生成才有所依附。平原的作用是承载农耕，生产粮食及其他食物，并为人类提供平坦的交通和居住条件，有了粮食并能安心定居，人类才能大量繁衍，人口才能快速和大量增长。阳光和其他气候条件的作用，则是为粮食生产和人类生活提供友好环境，为人类文明的萌芽和成长保驾护航，恶劣或不友好的气候环境，则只会将人类大中型文明体，扼杀在萌芽甚至尚未萌芽的状态里。较高密度社会人口的作用是促成人与人之间高频率的交流、高强度的竞争、高密度的思想碰撞以及数不清的高峰体验，有了较高密度的社会人口，人类大中型文明体才能快速而高效地生成、成熟、立体、丰满。
河流制造平原，是一种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变；平原制造农耕，是一种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变；农耕繁衍人类，是一种从寡到丰、从量到质的转变；人类制造文明，亦是一种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变。这正是河流旁、平原上、阳光下和人群中无中生有、相因相成的神妙和传奇。
河流边，平原上，阳光下，人群中，这就是人类大中型原生文明体生成的基本条件，无需更多，但也不能更少。这就是我自认为的“文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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