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日本迷上一位少女。净雅细腻，巧笑倩，美目盼。可惜聘礼金额要得实在太高，娶不起。几乎每个周末，我都来回数小时乘地铁去看她，看一眼、又看一眼，回来也念念不忘，寤寐思服。红颜易老，明知娶不了她，又怕彻底失去。终于有一天，她不见了，嫁给了不知什么样的人……
这段感情至今令我“长恨”，只是这位“少女”非人，乃一部线装书，名叫《红楼梦图咏》，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和刻本。虽然时过境迁，记忆漫漶，但曾用指肚抚摸她时，内心洋溢出来的那种欣悦与满足之情，至今想起仍怦然心动，呼吸急促。
改琦（一七七三年——一八二八年）所绘的《红楼梦图咏》我当然不会陌生，这位改七芗先生祖上是新疆回回，祖父改光宗在松江任武官，遂为松江人，家住祈雪街西。因此我在最初赴日本前，就有一册松江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一九九七年末出版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云间邦彦画像》。其中的《云间邦彦画像》是松江清代画家徐璋对明代本地人物的线描画像集，刻石镶嵌在醉白池内。将《改琦红楼梦图咏》与《云间邦彦画像》合在一处，松江的出版者是有意为之，认为“徐璋的线描人物像受到改琦的如此重视，临摹其画，学习其法，并创造性地运用于红楼梦人物的塑造”。但名气是《红楼梦图咏》大得多，所以排序是后来者居上。
松江与我的老家嘉兴是近邻，语言饮食相似，明清两地的文人更是打成一片。王安忆获“红楼梦文学奖”的《天香》即写晚明的松江。江南文人与《红楼梦》的缘分素来很深。
总觉得改琦这位画家有一点曹雪芹的影子。祖上都来自关外，生长在江南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天资聪敏。改琦少时习画得唐寅、仇英的真迹临摹，尽得其妙，尤擅人物、仕女。据说他常为家人、婢女画像，一次在家门口速写街头女子，吓得少女抱头而逃，被误为风流才子。这很像贾宝玉干的事。他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得《红楼梦》读得痴迷，一定引雪芹为知音的。
经好友藏书家李筠嘉提议，改琦开始为《红楼梦》作人物画像，共画了五十幅，绘出书中主要人物五十五位。入画者俱是俊男美女，上了年纪的一概不收。女性当然是大多数，毕竟《红楼梦》本就是“为闺阁昭传”，入选的男子分别是宝玉、柳湘莲、秦钟、蒋玉函、贾蓉、贾蔷、贾芸、贾兰、薛蝌、焙茗、北静王、甄宝玉。一数十二人，看来是改琦所选出的“金陵十二钗男册”。小厮与王爷同列，有薛蝌而无薛蟠，可见选秀标准主要是颜值。绘画也是一种研究，可以发现改琦画红楼人物是有点“唯美主义”倾向的——唯美主义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而非传递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
这批画有署款而无纪年，李筠嘉看了如获至宝，请来当时徐渭仁、王希廉、张问陶等一众名流三十四位题咏七十五篇，书法也是争奇斗妍，诸体皆备，时间跨度从嘉庆题到了道光。其最早纪年丙子即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可知改琦绘此图像是在《红楼梦》行世后的数十年间，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由著名画家系统创作的《红楼梦》人物图像。
这些画像与题咏集结付梓而成《红楼梦图咏》已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的事，由李光禄（李筠嘉官至光禄寺典簿，故名）原辑，淮浦居士重编，刊行后流传甚广。广到何种程度？解放后出版的多种《红楼梦》及红学著作的封面几乎不动脑筋地采用改琦所绘的林黛玉画像。特别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最权威，发行最广泛，封面用的也是改琦版黛玉，只是红色色差严重，“红楼梦”三个字连像素都不够，大概印量大得忙不迭，像病中的晴雯被王善保家的拖到王夫人跟前时来不及梳洗的样子。
余生也晚，看到过戴敦邦先生所画的红楼人物，就很难再如清朝民国的人那样热爱改琦之作。加上从打折书店扫回来的那本松江文史资料书实在谈不上精美，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封面的粗糙，让我对改琦的画像一直都十分冷淡。
十分冷淡存知己。没想到我在日本神保町一诚堂书店中，竟然对一函四册的和刻本《红楼梦图咏》一见倾心。相比之下，此书如太虚幻境里的“兼美”，前述所见的不过粗使丫头。
这套古籍品相极完美，纸香淡雅，墨色与朱红相映成趣。其实改琦的人物画逃不出传统窠臼，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古典的评价系统，玩的是线条，所谓开脸的美，仍是线条，脸是千人一面，只是靠线条传神。既然品味的是线条，古籍又是木版刊刻，等于版画，所以刀笔线条精细流畅的程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所心动者全在乎美的形式而非内容。
一八七九年的初印本就很精细，估计一出来就被翻刻，日本最重要的红学家也是日文《红楼梦》的翻译者伊藤漱平（一九二五年——二○○九年），在《红楼梦图画》一文中提到，他所收藏的《红楼梦图咏》初刻本上有一段光绪十年题写的跋文：“近外间竟有翻刻本，虽依样葫芦而神气索然。”可见一八八四年之前就有翻刻本出现，而水平低劣。
翻刻本比较多见者是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杭州杨耀松文元堂本，但是与初版比差得远，大概就有点“神气索然”。因为初版本中黛玉一帧当中“玉”字较扁，翻刻本的“玉”字则较长，因此藏书圈特别看中“扁玉字本”。
这种“扁玉字本”除了最初的原刻本外，就是我在日本迷上的和刻本。一九一五年三月，久保田米叁赴中国游历，得《红楼梦图咏》原刻四册，为其刻画倾倒，携归后下了狠工夫，照原刻付梓，请来日本当时的名刻工大塚祐次刻版。由东京的风俗绘卷图画刊行会与吉川弘文馆发行，版权页上还印着“非卖品”。除了绘刻之精，还装帧考究，比之原刻，青出于蓝，可以董桥喜用的“典丽”一词来形容。假如临窗煮茗，而能手抚此书，真觉得自己这样一个贾宝玉自比过的“泥猪癞狗”也忽然变得典雅尊贵起来。
喜欢古籍也属恋物癖的一种，并非内容相同就可以，品相最要紧。其实搜一搜孔网，这个和本也有，只是品相与我眼见者相去甚远，售价也都要二三万元。看着那些斑驳的图片信息，兴味索然，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然我的错失佳丽实在还另有苦衷，因在这套《红楼梦图咏》身旁发现了另一本手绘册页，内容大有隐情。我只得用有限的资金购下册页，后来果真被我索隐出一个大汉奸的秘史，撰文《半生半世：〈橐籥抄〉与廉隅》发表在二○二四年第三期的《随笔》上。这也算是为国仇家恨，舍去儿女私情。宝玉是最鄙夷的。
日本人复刻《红楼梦图咏》所费心力，有点贾珍为秦可卿办丧事的架势。也就可以想见《红楼梦》一书早已先图咏而征服东瀛文人久矣。
《红楼梦》的东渡日本记录，也等于其首次出海、出国的记录。据伊藤漱平考证，一直在长崎从事日清贸易的日本富商村上家的私人文书中有一本记载货物的“差出账”，其中记有一条：“宽政癸丑五年（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船由浙江乍浦港启航，十二月九日抵长崎。”
一头是乍浦，一头是长崎，与我都不算陌生。乍浦在嘉兴平湖，属于故土，我曾从日本购回乍浦重要的地方志善本《九山补志》。长崎是我饶有兴趣考察过的城市，与乍浦的联系不但是货物的贸易，还包括《红楼梦》等书籍的渡来，更有人的迁移。我在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中看到不少晚清嘉兴人留在长崎的画作，其中有一位乍浦人王克三，是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为避太平天国之乱，携家人渡长崎侨居了三年，鬻画为生，过得很滋润，不仅避了乱还赚了钱。
今年回老家过中秋，专程赴乍浦九龙山去访久闻的海红亭——那是当地为纪念《红楼梦》出海于一九九三年建造的一座石亭。
海红亭在九龙山一个景区内，背山面海。我不认路，景区指示牌也不准确，沿着大路步行，暮色四合之时，竟然走到了一个墓园门口。正奇怪怎么景区里还有公墓？海红亭背靠墓地，倒也合红楼底色，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半个土馒头。
只见从墓园的牌坊门中缓缓走出一位黑衣胖子，长发蓄须，手拿相机，步态比我闲适，主动向我喊话，问我去哪儿。我说我要找海红亭。
他说：“你走过头了点，要返回一段，往台阶下去，绕到海边。如果不忌讳，就往墓园里走一段更近。”说话间已到我面前，他好像很有交谈的渴望，接着说：“你要是往台阶下去，一小段山路，那附近有个狗獾洞，不过它们只在晚上出没。狗獾就是鲁迅《故乡》当中闰土刺的那个猹！”
我有些忌讳墓地，倒从不忌讳与陌生人交谈，问他是不是来拍风景的摄影师，他竟答了一段人生经历。他原是在平湖一养老院上班，合同工，五个人给三个编制，他最努力，一番角逐，拿到编制的大概都是薛宝钗式的好家境又讨领导喜欢的女同事。他终于作晴雯之叹，愤而辞职。工作不好找，就到这自然保护区做志愿者打发时间，所以对这里的草木野兽、海石景物，连同这墓园都了然于胸。只是没有薪水，一年才两千元补贴，接下来想去杭州的医院打工……
他陪我走过山路一指，海与亭乍现。我径自上去拍照，俄顷，想起回头道谢，已不见人。只当那墓园大门是太虚幻境的牌坊，走出来这位带路的“茫茫大士”。
石头亭子石头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做工很扎实，至于石刻的工艺恰如王夫人的审美，“笨笨的倒好”。冯其庸先生题的亭额及联，大气派：
梦从此处飞去，渡碧海青天，散落大千世界
石自那边来，幻痴儿骇女，真情万劫不磨
亭内立一石碑，正面是启功题字“红楼梦出海纪念碑”。背面是平湖红学会撰文的碑记，内容写的其实就是伊藤漱平发现村上家文书中的那条记载，只是把日本年号改成了清朝年号“清乾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出的那条船是南京王开泰的寅贰号商船，船上载有六十七种中国图书，其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套”是指一部线装书有一个布面函套。按百二十回的程高本系统，每册五回，每部二十四册，每十二册作一函套，九部《红楼梦》线装书正好十八套。这批运到日本的原物是看不到了，伊藤漱平认为程甲本和程乙本在一两年时间内是很难从刊地北京流到江南再运到日本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日本现存的程本都是民国后从北京购置的，从未发现过早期的程本。所以乍浦运出的很可能是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苏州东观阁据程甲本作了一些校订后自行木刻刊印的《红楼梦》，苏州离乍浦实在近得很。
为碑记题头的是端木蕻良，作为曹雪芹的亲戚、萧红的第三任老公以及文学家，他的红学观主张“贵族的忏悔”。他也为海红亭题了一联：
绛雪融融青埂流芳别乍浦
炉烟袅袅红楼寻梦到长崎
亭前瞰海，海中一礁石上还刻有冯其庸的“红楼别浦”四字，为海浪昼夜冲刷。站在此处，不知为何非令我想到探春不可。探春远嫁的路线我总觉得与红楼出海很像，茜香国应该是琉球吧，恰与乍浦、长崎成一个三角。你在琉球过得还好吗？
若非端木蕻良这幅对联，我竟将“别浦”理解为“别墅”“别裁”之别。然而似也可以诠释，红坛有言：“红学始盈于浙西。”周汝昌先生就说过：“说也奇怪，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它的势力影响，首先集中表现于杭州一带，特别是海宁。”目前所知的《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就出自海宁的周春（一七九二年—一八一五年），他撰写的《阅红楼梦随笔》有乾隆五十九年的自序。周春提出《红楼梦》是“叙金陵张候（勇）家事”，属于“索隐派”的始作俑者。平湖人黄金台（一七八九年—一八六一年）以诗评红。海盐人陈其泰是早期红学史上较全面评述《红楼梦》的代表人物，也是“拥林贬钗”的旗手。为《红楼梦》作过序的戚蓼生是德清人，同是德清的俞樾也有考证之功。当然，最要紧的是海宁王国维（一八七七年——一九二七年），是将西方美学引入红学研究的第一人，《红楼梦》的大悲剧时代到来了。再到德清人俞平伯，《红楼梦辨》堪称红学经典。光是王国维、俞平伯这两个名字，在红学史上都是必须列入“正册”之人。
彼“别浦”究非此“别浦”，此“别浦”是“再见了，乍浦”。其实《红楼梦》再见的不只乍浦，还有广州。清代广州一口通商后，《红楼梦》刊本大多由广州港出海，“别广”比“别浦”去得更远，驶向了西方。
红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不能不提吴世昌（一九○八年——一九八六年），他又是海宁人，早年在英国工作期间就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探源》，对书中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讲得很通透，在西方有很大影响。一九六二年他响应周总理号召，举家归国，继续红学研究。
《红楼梦》最早被西方人识别，是出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之手。他于一八一二年致英信函上译下第四回的片段，那就是《红楼梦》的首次英译。这件英译手稿被保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图书馆，翻译内容是贾雨村与门子讨论英莲被拐一事。这位清教徒式的传教士是识货的，他拿起译笔时，其实距离中国国内《红楼梦》的首次出版、距离“红楼别浦”不过二十年左右。
马礼逊来到广州，就住在十三行，一开始主要从事中文的学习、翻译、出版等工作。在此期间，马礼逊完成了《圣经》的翻译工作和《华英字典》《中文会话及凡例》的编纂。他发现《红楼梦》是用官话写成的通俗小说，作为学习中文的语料非常合适。其实广州本地人也以《红楼梦》作为学习官话的工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引用《红楼梦》文句共二百一十五句，在《中文会话及凡例》中他又将第三十一回宝玉和袭人的对话片断译成英文，所依据的底本是广州书坊刊行“东观阁梓行，文畬堂藏板”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
以上都是出自红学家的考据，而令我感慨的则是背后的人生。马礼逊在广州完成这些翻译工作时，忍受着巨大的劳累、痛苦与孤独。跟着他来到中国的妻子死了，留下的两个孩子被送回英国。来协助他的牧师夫妻也死了。那些年到东方的传教士很难活过四十岁。马礼逊的头痛病严重，发作的时候几乎痛不欲生，肝也开始疼痛，同时视力急剧下降。这一切的根由是因为他只愿为他的信仰服务，而不想为殖民扩张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不想为权力与金钱服务。
曹雪芹一定想不到，是一种与他相似的超越世俗的坚持，却又是截然不同的信仰，将《红楼梦》这个“梦”变成了另一种“温都里纳”“福朗思牙”式的陌生语言，成为了东西方文化正面交锋时的语言材料，语言是认知的边界与滤镜。
此后，英国人德庇时、德国人郭实腊等传教士纷纷开始了对《红楼梦》的译介，俄罗斯人柯万科将译文带回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红楼梦》逐步被完整地译介到亚、欧、美各洲，成为声名远扬的经典……一条海上红楼之路终于形成。
行文至此似乎该以宣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自豪而结尾，我却在想海红亭后墓园走出的男子以及他的现实种种。他工作找到了吗？给正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发消息，请她找找那件英译手稿的照片，我想看看那位西洋苦行僧马礼逊的笔迹。神保町书店里失踪的“恋人”，曾经沧海，那些错过的就错过吧！《红楼梦》联系了这一切，关于美好事物的留恋，只能寄宿在孤独与深痛之中。
悲剧永不落幕，春梦已经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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