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南岳天柱山南麓的山谷流泉和石牛古洞，与吾乡岳西只有数山之隔。这十数年间，我过访不下二十次，爱其泉清石闲，喜其林幽壑翠，更倾慕山谷中唐宋以来密密麻麻的古人题刻。曾与潜山友人郑重相约，待到山雪初下之日，邀约三五个同道中人，携纸一沓、笔几支、酒一壶，在其中消磨半日或一日，听泉流石上，看雪飞谷中，搜崖穷谷，遍观历代刻石，附庸风雅，学古人曲水流觞。人间是劳碌场，人是奔波虫，道路并不遥远，风雅之会却并不易得，约了数年，至今未能实现，心中犹时时念之。
当年，黄庭坚自北京国子监教授改官吉州太和知县，由京师汴梁归省故乡分宁，途中专程来游舒州，乐其林泉佳胜，在石牛古洞和山谷流泉中盘桓多日，在石头上留下题名、题额、诗刻多处。他曾经坐在石牛背上读书，作诗说“畏畏佳佳石谷水，冬冬隆隆山木风”，又说“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驾我山谷路”，李公麟后来根据诗意画了一幅《黄鲁直骑牛图》。因迷恋山谷寺（今名三祖寺）以及与山谷寺毗邻的石牛古洞和山谷流泉，黄庭坚从此自号山谷道人。山谷道人乃不世出之奇才，其为苏轼极意称赏的瑰伟之文、孝友之行，以及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我辈自然遥不可及。黄庭坚于石牛古洞和山谷流泉的深沉爱恋，我以为自己近似之。
古潜山有十景，石牛古洞与山谷流泉各占一席，二者相连，总长度将近六百米，洞在谷里，泉流其中。潜山旧志说，石牛古洞在山谷寺西侧，洞中有青色大石如牛眠，附近石床上有两处牛蹄痕迹，邑人将李公麟所绘《黄鲁直骑牛图》刻在石牛身上。又说，山谷流泉在山谷寺大佛殿后面，亦名摩围泉、靡靡溪，水极清冽甘甜。酷暑天，我曾在谷中掬水而饮，顿感体轻神畅，燠热与疲惫顷刻消散。
石牛古洞因石牛卧于古洞得名，而今古洞已然不可见，石牛也只剩残身。有人说，石牛古洞原先的确是有古洞的，崖头前倾，石壁内凹，呈天然大洞龛之状，将石牛环围其中。也有人说，石牛古洞并不是真正的洞，只因三面青山紧紧傍围，上方松竹交互，浓密遮蔽，形似一个幽深的洞窟，因以名之。往古之事既远，前人诗文又无具体而微的描绘，石牛古洞最初的形貌如何，已经无从追究。石牛则真有一头，花岗岩石质，身形巨大，卧伏于水潭正中央，体色青苍。可惜残毁于数十年前，牛头、牛背、牛尾均被人为炸毁、削去，李公麟的画迹也荡然无存。据说，当初完整的石牛，其体态、骨肉、牛角、牛眼、牛毛、牛蹄、神色，均与青牛酷肖。青牛已残，洞已消失，石牛古洞实际上只存遗意，已经与山谷流泉合而为一。人间数度沧海桑田，山川风物也在所不免，我每次来游，都会生发古今之慨。好在山仍深，谷仍幽，泉仍清，松仍萧，竹仍翠，藤石仍老，考之前贤诗文，其清美幽邃之景似也不减唐宋之时。更好在前人石刻大多保存完好，足可悦目养心，供后来人凭吊风雅，殷殷想往先辈当时的清赏佳兴与落落风致。
潜山由来尚矣，春秋时期为皖国，汉代为皖县，唐宋时为舒州。其最为鼎盛的时代在唐宋两朝，来任刺史、知州或者属官的，多是名公巨卿，譬如唐代的独孤及、李翱、张籍、李德修，两宋的赵孚、舒雅、刘沆、王安石、曾宰、李师中、杨希元、留正等等。慕名来游观的文人学士、名流硕儒，更是数不胜数。位于今日潜山市政府所在地梅城镇以西二十里处的天柱山，以及当年山下的谷口（野人寨）、石牛古洞、山谷流泉、酒岛、诗崖、吴塘渡、青口驿那一大片区域，系江北一方名胜，唐代以来徜徉其间的外来名宦与远近名贤，留下诸多石刻，仅石牛古洞和山谷流泉，现存的唐、宋、元、明、清、民国石刻就有三百余方。这些石刻密集分布在沟谷之中，或刻在山谷两侧犬牙交错的石壁上，或刻在湿滑泛红的石床上，或刻在溪间凸起的大石上，几乎无石不刻，无刻不佳。自三祖寺西北角，沿一支斜斜的石径逦迤而上，一脚踏入山谷，青青松篁润人眼眸，习习谷风拂人衣袖，泠泠清泉醒人脑肠，苍苍刻石振人魂魄。细观石刻群，篆、隶、草、楷、行诸体皆备，端庄、妍媚、疏狂、飘逸、古拙诸态会盟。文体有题名、题额、题诗、纪事等等。此间人文历史与天工造化各臻其妙，又两相晖丽，如同一个野外书法博物馆。人在谷中，满目珍宝琳琅，思绪远接千载，很容易忘记身在繁华人间，也容易忘记时间正在悄然流逝。
山谷流泉中的石头均系花岗岩，结构细密，质地坚硬，不易风化剥蚀，故而其间的摩崖石刻，现存者虽历经数百上千年，大多一如初刻，略有沧桑尔。
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人吕渭、周格题名，楷书，刻在山谷流泉上段崖壁上，文字为“吕渭、周格同游”。笔法质朴粗犷，有北碑风格。吕渭历官礼部侍郎、殿中侍御史、湖南观察使等，唐德宗贞元年间曾任舒州刺史。
其次是李翱题名，有两处，均在石青牛东边的悬崖上。
其一文字为“翱、炅、磷、盘、求，壬寅年下元日，习之书”。习之是李翱的字。李翱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底，由湖州刺史改授舒州刺史，于长庆三年（823）十月底召回朝中，任礼部郎中。观文意，李翱应当是在长庆二年（822），也即任舒州刺史的第二年，农历十月十五，携其兄弟李炅、李磷、李盘、李求四人，同游山谷，刻字石上以作纪念。同一方石头上，又有明代嘉靖十七年（1538）李元阳、王玉汝题名石刻，文字为“大理李元阳、东莞王玉汝，嘉靖戊戌六月同游”。奇怪的是，李元阳等人题名石刻叠加在李翱题名之上，文字间杂，笔画交叉复叠，显然是有意为之，不知是何用意。
其二文字不全，残存文字为“挎储弘运上卿盘，长庆二年十月廿六日，馀奉处交”，“挎”字前“交”字后皆残泐，导致文意晦涩难解。潜山友人何承熙兄说，大致意思是：“挎着赠送给崔元略上卿的盘缠，于长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此处交接。”不过他也不敢确定，姑备一说。他说，崔元略字弘运，系唐代尚书左丞崔儆之子，宰相崔元式之弟，于长庆二年（822）由黔州刺史、黔中观察使转任鄂州刺史、鄂岳都团练观察使，上任途中路过舒州，并拜访舒州刺史李翱，这方刻石当留于此时。
两处李翱刻石，均为楷书，或横排，或竖书直排，或先横排然后竖书直排。李翱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作文章尚气质，后来受知并师事韩愈，在中唐时期有文章大名，系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民国九年（1920）版《潜山县志》说：“相传，翱有篆书，亦在石壁，距题名处不远。不知何人将石取去，其迹犹存，抚摩久之，为之不怿者屡日。”虽是传言，却是极有可能的。千余年来，山谷流泉中的石刻，因山洪和泥石流之类的自然灾害影响，以及人为凿取和破坏，遗失、残损、毁灭者不在少数。数十年前，潜山建设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文化园，就从附近的河堤石坝中，以及人家的屋基、院墙、厨房、道路乃至猪圈、厕所、鸡埘中，找出多块遗落的刻石。
潜山当地有人说，山谷流泉中，原有诗仙李白石刻，后来被人盗走。这显然是误传。一来，历代潜山方志中，并无李白石刻的相关记载。二来，细检李白存世诗文和古今人所编李白年谱，可知李白虽然到过舒州，曾经避难于宿松和岳西司空山（当时均隶属舒州），但并未到过天柱山、石牛古洞和山谷流泉。我猜测，当地人是把李翱误传成了李白。
李白虽未到潜山，但他写过一首关于天柱山的著名诗篇，即《江上望皖公山》。诗云：“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清宴皖公山，巉绝称人意。独游沧江上，终日淡无味。但爱兹岭高，何由讨灵异。默然遥相许，欲往心莫遂。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诗中的皖公山即天柱山。这首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创作地点是在长江宿松段的江面上。其时，因卷入永王李璘谋反案，李白先后两次被朝廷以附逆之罪通缉。第二次，他由浔阳逃至长江北岸的舒州宿松县，躲到山中。在宿松避难期间，因大臣救护，李白被赦免从逆死罪。接到宽赦诏命后，李白乘舟从宿松返回浔阳，与妻子宗氏团聚，后长流夜郎。此诗系从宿松返回浔阳时，于舟中所写。在诗中，李白说，希望将来隐居天柱山，修道炼丹，闲煮烟霞，与山中神仙作伴。此诗出语清拔舒徐，但有前途迷茫之慨，有萧瑟落魄之态。这一年，他五十八岁，离仙逝已经不远。
山谷流泉中现存的唐人刻石，另有李德修等十三人题名、裴克谅等六人题名，均为楷书竖排。前者，系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二月二十七日，时任舒州刺史李德修（唐朝名相李吉甫次子、李德裕之兄），与同僚及友朋崔确、裴寀、李夷中、祝元膺、丘上卿、王磻、刘洪、齐余、周逊、卢寻、齐知退、祝元庆等十三人，游历山谷时所刻。后者，系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三月七日，裴克谅、张煦、丘上卿、李适、齐余、卢㷡同游时所刻。
山谷流泉中，现存最多的石刻是宋刻，北宋刻石尤多，王安石、黄庭坚所题无疑最为珍贵。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由明州鄞县知县，擢任舒州通判。这一年夏天，王安石抵达舒州治所，即今天的潜山市。九月十六日，他因公务从治所去往太湖县，途中宿于山谷寺。当晚，他与道士文铣、大弟王安国以及其他随从，举着松明火把夜游石牛古洞，见到前代李翱的题名石刻，观摩仰慕久之，又听泉久之，意犹未尽。第二天，他再次来到石牛洞，并留纪事石刻于李翱题名之后。文字为：“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过寺宿，与道人文铣、弟安国拥火游，见李翱习之书，坐听泉久之。明日复游，刻习之后。临川王安石。”
谷中又有王安石六言诗石刻，即《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诗。诗曰：“水无心而婉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荆公题。”字体为楷书，潜山旧志说原诗刻在石牛蹄大石上。原石早已被毁坏，现今看到的这方石刻，应当是后人重新镌刻的，“荆公题”这三个字，也是重刻时所添。显而易见，王安石原刻不可能自称荆公。况且，王安石封荆国公，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九月，距他离开舒州通判任，有二十七年之久。王安石离开舒州之后，对舒州念念不忘。晚年，他先被封为舒国公，又改封荆国公，逝后追赠为太傅、舒王，爵位也多与舒州有关。在《封舒国公三首》中，他说：“陈迹难寻天柱源，疏封投老误明恩。国人欲识公归处，杨柳萧萧白下门。”又在《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诗中说：“皖城终岁静如山，府掾应从到日闲。一水碧罗裁缭绕，万峰苍玉刻孱颜。旧游笔墨苔今老，浪走尘沙鬓已斑。揽辔羡君桥北路，春风枝上鸟关关。”这几首诗都是王安石晚岁之作。但他为官身所累，足迹再也未到过舒州。后一首诗中的曾子翊，名曾宰，系曾巩四弟，曾任舒州司户参军，在山谷流泉中也留有题名石刻。两首诗中的天柱源指代天柱山，皖城指代舒州。天柱山又名潜山、皖山、皖公山、万山、万岁山。称潜山，乃因主峰天柱峰潜藏于万山丛中；称皖公山，是因为在周代，潜山为小诸侯大夫皖国公封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称万山，因万山丛聚，抑或也是皖山的谐音；称万岁山，则因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巡狩南方，登礼此山并封之为南岳。
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前后三年，时间并不长，但他在舒州以及鄞县的为官经历，是其改革思想形成并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后来，在宋神宗朝，他两任宰辅，倡导并主持熙宁变法，其变法思想即主要来源于鄞县和舒州。在舒州，他亲眼见到地方官员残酷盘剥百姓，士绅豪强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造成人民生活极度穷苦，十室九灾，流离失所，市有弃婴，野有暴骨，即使是丰稔之年也吃不饱穿不暖，因而写了《发廪》《感事》《寓言》《兼并》等一批直陈现实、痛斥官绅的诗作。《发廪》诗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兼并》诗说：“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感事》诗说：“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他当时就深知，宋初以来的法令制度非得改变不可，否则不能富国强兵，不能消除冗员、冗兵、冗费这“三冗”沉疴，不能一举扭转宋室积贫积弱的局面。
自北宋迄今，世人对于王安石的评价褒贬不一，誉者谓之完人、伟人、圣人，毁者谓之宵小、奸人。称他是伟人的，包括黄庭坚。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盛赞王安石，说：“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王安石离开舒州二十七年后，也即受封荆国公这一年，黄庭坚来游舒州，见到王安石当年在舒州所作《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诗，也作《题山谷石牛洞》诗一首，向王安石遥遥致敬。诗道：“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
黄庭坚在舒州逗留两个多月，于元丰三年（1080）十月抵达，于十二月离开。在友人苏子平、李德叟、丘揖等人的陪同下，黄庭坚游历山谷寺、石牛洞、山谷流泉、天柱山、潜峰阁、擢秀阁。并与其六舅、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巧遇于山谷谷口，舅甥二人诗酒唱和，夜间对榻而眠。淮西提刑司当时在皖口，也即今安庆市大观区山口镇附近，系皖河入江口，李常其时恰好巡部到此。在舒州期间，黄庭坚作诗多首，留刻石多处。据黄庭坚后裔、南宋黄㽦所编《黄山谷年谱》以及潜山旧志，黄庭坚在山谷寺石桥下留有《题山谷石牛洞》诗刻，在青牛旁边的大石上留有《题山谷大石》诗刻，在崖壁上留有“鸣琴涧”题额，在溪边另一块石头上留有《书石牛溪旁大石上》诗刻。前三方石刻不知损毁于哪朝哪代，后一方石刻在民国年间就已经剥蚀残泐，不可辨认，后来那块大石头被自然之力或者人为破坏，更无遗迹可寻。石壁上现存的一方黄庭坚所书青牛篇题名石刻，文字为“李参、李秉夷、秉文、吴择宾、丘揖，观余书《青牛篇》。黄庭坚，庚申小寒”。系楷书，工稳端严，波磔焕彩。所谓《青牛篇》，应当是指《书石牛溪旁大石上》，因为此诗尾联云：“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驾我山谷路。”
我怀疑这方石刻，不是黄庭坚原刻，而是后人依据拓片补刻，并且只节选了部分文字。因为据黄㽦所编《黄山谷年谱》，其“十一月小寒日上潜峰”条说：“先生有题名石刻云：“建康李参、彭蠡李秉夷、秉文、磁湖吴择宾、华阳丘揖、豫章黄庭坚，岁庚申，日小寒，过饭而西上潜峰，谒司命。所过道人寝室将十区，便房曲阁，所见山皆不同，辄有佳处。行憩宝公井，瞻礼粲禅师塔，坐卧傅岩亭下，下酒岛，归宿晓老生生堂西阁下，夜漏下十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黄庭坚的那次游历，曾留有两方石刻，文字一繁一简。
补缀一句，宋徽宗时，朝廷曾任命黄庭坚为舒州知州，但他坚辞不就。
王安石和黄庭坚在舒州的行迹和他们留在山谷中的刻石，为舒州和山谷流泉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在他们之后，来游舒州的人，多以诗文予以凭吊。宋太祖九世孙赵希衮，于宋理宗宝庆年间曾任安庆知府，酷爱天柱佳山水，曾在舒州旅居多年，并在山谷流泉中留有多处题刻。其中一方刻于宝庆元年（1225）夏至日的行书诗刻，就是缅怀王安石和黄庭坚的作品，文字为：“诗可弦兮介甫，操可砺兮涪翁。已已一时陈迹，悠悠万古清风。岁乙酉日长至，赵希衮君绰题。”诗文中的介甫指王安石，涪翁指黄庭坚，君绰是赵希衮的字。
潜山民间传言，苏轼曾经到过舒州，并登览天柱山，畅游山谷流泉和石牛古洞。并说，苏轼来舒州，是在贬谪黄州之时，于夜间偷偷泛舟而来，又于第二天夜里偷偷返回。这一传言不实。苏轼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属于被监管对象，足迹不允许出黄州州境，这是常识。在宋代，若无朝廷许可，相邻两州的知州，也不可越境往来，何况是贬谪之人。考之苏轼诗词文章以及南宋施宿所编《东坡年谱》，可知苏轼并不曾到过舒州。造成误传的原因，大概与山谷流泉中的两方刻石，以及流传世间的一首诗有关。
两方刻石中的一方，系留正诗刻，字体为行楷，大约刻于南宋淳熙年间。文字为：“先生仙去几经年，流水青山不改迁。拂拭悬崖观古字，尘心病眼两醒然。都运龙图留公留诗，门下士曾穜，既刻之碑，又磨之崖，庶几两传，以侈不朽。”因在“门下士曾穜”上方，有“东坡”二字，世人因此误认为此石刻与苏轼有关，但事实不然。
苏轼是北宋人，留正和曾穜是南宋人，存世时间相差了一百年左右。留正和曾穜，在南宋淳熙年间先后任舒州知州，留正在宋孝宗、宋宁宗朝，曾两任宰辅。从题刻内容看，诗应当是留正任舒州知州时所作。诗中他所怀念的先生，不知是何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怀念的人在山谷中留有石刻。刻字的是曾穜，自称留正门下士。由于“门下士曾穜”之前有“东坡”二字，并且余下的字如今均已经模糊不清，因而有人误认为是苏轼所刻，至少与苏轼有关，进而误以为，苏轼既然在山谷中留有石刻，他当然到过舒州，来过潜山。究其实，“东坡”这两个字，是后人增刻或伪造，且伪造的时间在明朝万历以前，因为此石刻旁边，有明朝万历年间不知何人所题《次坡公韵》诗刻。坡公即苏东坡。
另一方，为北宋元丰三年（1080），苏子平等人的题名石刻，楷书，文字为：“苏子平侍亲老来游，元丰庚申清明。均、修、渊从行。”有人误苏子平为苏子瞻，也即苏轼。其实，苏子平名苏钧，字子平，系苏轼同年进士苏舜举之子。苏舜举死后，苏钧携母亲和家人移家舒州。苏钧题名石刻中的苏均、苏修、苏渊，应当是其兄弟。苏舜举是苏轼的友人，苏钧与苏轼也是忘年之交，苏舜举下世后，应苏钧之请，苏轼曾为其父苏舜举作哀词。苏轼另有短文《记苏秀才遗歙砚》，记述苏钧娶歙州女子为妻，并寄赠他一方上等歙砚之事。足见苏轼与苏钧交情匪浅。另外，苏钧也与黄庭坚交好，黄庭坚游舒州期间，苏钧尽地主之谊，殷勤款待，两人当时互有诗文唱和。
误判苏轼到过舒州，还与张商英写给苏子平的一首诗有关。这首诗的诗题为《游潜山叙寄苏子平》，内容为：“少年相别老相逢，月满潜山照肺胸。恩录破除仙录在，世缘消灭道缘浓。寻思钝鸟难如鹤，比拟夭桃却是松。九井共投青竹简，谁知老子自犹龙。”前人误以为这首诗是苏轼赠给苏钧的作品，故而认为这是苏轼到过舒州的另一铁证。其实这首诗是张商英（宋徽宗朝宰相）所作。诗前小序即是明证，云：“商英与子平别于广汉，二十八年。元祐癸酉，会舒州，遂相与游潜山……薄暮，宿独山驿。感物念昔，作叙诗梗概以寄。”观诗序，此诗显然是张商英之作，而非苏轼。2015年，潜山地方志办公室重印民国九年版《潜山县志》，对此也有备注加以说明：“从序中可以看出，此诗作者是张商英，而非苏子瞻——重印时注。”
苏轼虽然未到过舒州，却曾被任命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那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的事。其时，因徽宗登极，皇太后向氏垂帘，权同处分军国重事，她借新帝登基大赦天下的良机，全力翼护元祐党人，起用忠良，苏轼由儋州获赦，北迁内郡。不过，舒州团练副使一职只是虚授，苏轼并未实际到任。并且，朝廷随即又将苏轼量移廉州，不久他就逝世于常州。
舒州自古就是南方重镇，天柱山自古就是天下名山。近来潜山市宣传潜山和天柱山，常常列举历代名人在此地的宦迹游踪，也常宣传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名贤到过潜山。我曾多次向潜山友人建言，这三个人的足迹并未到过潜山，宣传应当以史实为依据，不能以讹传讹。并且，到过潜山的历代名人极多，王安石、黄庭坚之外，尚有独孤及、李翱、张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的作者）、留正、周邦彦等，他们在历史上均有赫赫大名。何不深挖他们在古舒州的为官、云游事迹和诗文，为潜山和天柱山踵事增华？
山谷流泉中，先贤石刻众多，妙品、神品、逸品不胜枚举。一如元人吴伋在山谷流泉中的诗刻所言：“石牛洞里诗无数，尽在烟云缥缈间。”除吕渭、李翱、李德修、王安石、黄庭坚诸人石刻为镇谷之宝外，上佳者，尚有北宋沈庄可、明人胡缵宗、清人张楷和法旬的题字石刻。沈庄可所题隶书“石牛洞”三字，俊逸萧散有仙气；胡缵宗所题楷书“山谷”二字，方严正大有贵气；张楷所题楷书“香嵓”二字，风雅周正有清气；法旬所题楷书“玉版”二字，妍媚润秀有巫气。均笔老气苍，入得古人法帖。只惜藏在深谷之中，又夹杂于数百方石刻群之间，注意到的人极少，称誉之的更少。
前夜，于梦中我又飘飘然到了古舒州，到了山谷流泉，谷风谡谡吹人衣袂，山雨蒙蒙湿人眉睫。我在诸多石刻前逡巡多时，眼摩心画，流连不忍离去。忽然望见石壁上，有“山谷流泉”四个阴刻大字，楷书有隶意，显露在云影苔痕之间，点画圆劲朴拙，笔势纵横舒展，虽是石刻，远远仰望也觉得墨汁淋漓。此时，恰好有樵夫背着一捆柴经过，他告诉我说，那是山谷道人黄庭坚所题。醒转后，不知是梦是真。
曾对潜山友人说，自汉武帝南巡途中封禅天柱山，敕封其为南岳，天柱山就是寰宇名山，然而以文化价值论，山麓的山谷流泉摩崖石刻群，绝不在天柱山之下。友人颔首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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