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机会，再汇报几句关于《诗歌的肖像》这本书的一些想法。读书写文章久了，过了一定的年纪，有时候会追问自己：批评何为？年轻时写文章更多的是出于职业压力，不写没有成果，没法在同行面前立足，没法给学校交代，甚至也没法评职称，没法上讲台，所以得写。但现在，写着写着就有了怀疑，是什么力量还支配我继续有读书、做研究、写文章的动力和勇气？认真地想一想，它会给写文章有一个“过滤”，更多的时候我已经不愿意迫于外在压力去写文章，尤其是关于诗歌的问题，关于诗人、关于诗歌作品，我觉得更多的是基于内心的一种认同，或者内心的一种感动，一种理解的冲动，甚至是由阅读带来的喜悦，还有爱。还有一点，非常隐秘，今天也说出来，就是我面对的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写作，也构成了对我无形的压力。包括今天在座的欧阳江河、西川两位，他们俩作为我的同事，多年来对我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都是非常切近的，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我生活在两位大诗人的身边，我经常会反问自己：我如何面对学生，面对我自己的内心而立足？换言之，我如何写作，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够面对我自己？
张清华：《诗歌的肖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
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再写文章，要慢慢地先过滤一下，除非是我内心非常愿意认同的诗人，写出来的文章才不会是没有温度的文字，不会是一些呆头呆脑的单纯的学术话题。当然那样的文章我也必须要继续写，没有退休，依然还有很多职业方面的压力，那类文章我也还继续做。但是我从内心里更愿意写这样的文章，那是基于我对诗歌的理解。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种“精神现象学”，对于诗歌和写作来说，对于文本和诗人这个特定的人群而言，对诗人的精神构造、心灵世界来说，都只能用精神现象学这个概念去理解。这个精神现象学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它应该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到拉康的镜像理论，到很多当代理论家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讨论，这个话题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在黑格尔那里它更多的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范畴，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抽象的、必然性的、形而上学的巨大的精神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规律，它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意志”。在弗洛伊德和他之后的理论家这里，精神现象学变成个体的、精微的、复杂的讨论。这两个概念如果打通来看，对我们理解诗歌可能是更有启示和帮助的，这样的话诗歌就变成一个既有历史范畴、历史内涵，又有个体精神、复杂性的精神现象学。
所以，我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来对这些诗人、这些文本做一种精神现象学的探究，争取能够贴着他们自身来表达我的看法，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诗歌的肖像”。我也是试图体现我的人本主义的观察方式，同时也要避免单向度地把它简单化认为是人本问题，因为它也必然是一个语言问题，是一个文本的问题。所以刚才各位也都提到新批评，新批评理论也可能是50后、60后这一代批评家入门的理论，这些东西提醒我们，诗歌是一门专业，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有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进入到文本内部之后，应该有各种非常精确的具体的概念和范畴来遵循。
因此，既要有超越具体文本的人本的观察，总体性的一个抽象，同时又要考虑到诗歌写作的具体性，我想通过具体文本的观察、理解、分析，能够最终“抵达”那个诗人，他的精神世界和感知世界。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能不能抵达还是存疑，但是它体现了我的一种思维习惯或者理解方法，我希望通过对于文本的细读来寻找文本背后的那个人，我认为已经超越了对诗歌本身的评价。即：他的诗是伟大或杰出的诗，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某种意义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必须超过这种判断，才能够算是一种“精神现象学”的讨论。因为对更多的人、对人的生命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诗歌背后所体现的那个人的生命处境、他的精神类型、他的思考方式，甚至是他的命运，这才是对更多的人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一个写作者、一个诗人的命运，可能是最终给我们感动的最核心的东西。
刚才大家提到了卧夫，显然，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诗歌都没有进入经典行列。但我为什么会给他一个诠释，还包含了我的感动呢？我是基于他的文本与他“被对待的方式”之间的一种反差，产生了诠释他的冲动。原来他活着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被忽略者”，每次参加诗歌活动，他就像是一个“不入流的收藏家”，拿着一卷宣纸让大家签名，拿着一个照相机义务地为大家照相，也像是一个三流小报的记者。这样一个身份，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存在。但是当他意外去世的时候，他的诗终于进入人们的视野，我居然也被打动了。我想，某种意义上这也许就是一个诗人命运当中的应有之义，他终于有一天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虽然他不是伟大诗人，甚至也不是什么杰出的诗人，但他是一个值得我们理解、尊重，值得我们悲悯的生命。我通过他的这些诗，再去感受他那曾有的那些“被忽略的生命处境”，还有最终受到关注的、但已然是在“死后的哀荣”，便有了些许感慨，我想把它写下来，也想体现对于人的尊重。
李洱 ：《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现在我这样想，理解他，也许就是理解我们自己。我们作为写作者也好，作为研究者也好，我们毕生更多的时候也同样是“被忽略的处境”，我的身边有莫言，有余华、苏童、江河、西川，对我来讲，这完全是一个被忽略的处境，天赋我这么一个处境。所以我理解他也是理解我自己，某种意义上也是悲悯我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更普通的生命就注定不受尊重，你的工作有可能被忽略，但是你的生命人格依然应该受到尊重，自己首先要理解到这一点，因为在历史上那么多伟大诗人，他们曾经都有共同的处境，曹雪芹活着的时候谁理解他？荷尔德林活着的时候无人理睬，一文不名，那时他的同学黑格尔和谢林都已是名声显赫的哲学家，但是荷尔德林无人知晓，他死以后，他的手稿在被草草了事埋葬的过程中散落了一地。可见，“被忽略”不光是卧夫的处境，其实也是一切诗人的处境。你有高光时刻，但你更多时候是被湮没的，你在此刻是高光的，但是你瞬间就被湮没在黑暗中，你在某一本文学史里被写下来，但是在更长维度的文学史中根本没有你，但是我们这些人还要一辈子研究文学，一辈子研究诗歌。这就是我对于职业与命运的一种理解。
所以通过理解一首诗去感知一个人，通过理解一本诗集去感知这个诗人的生命处境，这种理解比我们过去纯然的“历史地理解”，或者纯然“道德化的理解”，甚至纯然“哲学化的理解”，可能要有一点发自生命本身的意义和动力。所以我经常想，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文，不知其人，可乎”；经常想司马迁说的，“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也”；经常想王国维说的，“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他其实是借用了尼采的话语。他们都是寻找文学背后的人，人的处境、人的生命、人的命运，寻找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和自己有关。而其他的只和我们所有的研究有关，和我们的学术有关，但是和我们的生命无关。所以和主体性建立关系的一种研究，可能是最能够满足我的内心需要，或者最能够回应我们自己的精神冲动的一种写作和一种阅读、一种研究。
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我自己，当然也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去真正能够走近一个诗人，能够从生命意义上去理解这个诗人。这和对他的评价高低已经关系不大，当然这里面必然包含着专业性的理解，如果理解是不靠谱的，是一团乱麻的、没有谱系的，当然也没有意义。我是希望在学术的工作之余，能够更多地满足一个超过60岁以后还有动力、有冲动的研究，这样一个日渐老去的主体，他的一份内心的需要。
研讨会现场
这是我要跟各位师友、同仁、朋友交代的，当然我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做得还不够好，有些文字是我自己满意的，有些文字我自己也不全然满意，有些是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经过了整理，还不是特别的“从内心里流出来”的、让我自己可以“完全放过”的文字。其实我对文字还是有点要求的，说洁癖我不敢，但是我试图遵循这样一种原则，内心的分寸感，就是我从不应付一个诗人，从不应付一个朋友，也尽量不应付我自己的文字，这是我对自己文字的一点要求，不一定能做得好，但是这样想了。
今天各位给我提了非常多肯定的意见，我也能够听出非常多的鼓励和鞭策。像吴思敬老师是我30多年受教的师长，吉狄马加主席是我无论在诗歌还是在精神上非常依赖的一位兄长。唐晓渡兄，我从你这儿学到很多，我也敬佩你的文字，你的文字我曾经跟欧阳江河兄说过很多次，我重读你过去的许多文字，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而下穿过了30年，它们依然熠熠闪光，从未让人感觉到过时或者衰败。西川兄作为我的同事，我迄今为止没有为他写过一篇评论，没有写不是不想，而是认为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我跟他交流过，我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带有一点“后现代”的感觉，但一定写得很庄严，我不知道这一生有没有可能完成，但题目早就有了，叫《从“装神”到“弄鬼”——论西川》，我觉得很贴切，不具有任何的戏谑感，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但一直还没写成。我经常想，当我写一个诗人的时候，我要基本做到在精神上走近他，当然最好是能够并驾齐驱，做不到并驾齐驱也要争取和他靠得比较近些，能够听见他的呼吸，能够听见他的心跳，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此才敢于动笔。当然“太近”有时候也很困难，我和李洱离得太近了，所以我也没有给他写一篇正经八百的评论，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洱的学识太渊博，李洱的《应物兄》是一部很难用匹配的方式写一篇专论的作品。还有孟繁华老师、陈晓明老师、贺绍俊老师，在座各位，他们做人作文都是我的典范，要从学术上、从各方面向他们学，可能学一辈子也很难学到，所以我只好攒一本鸡零狗碎的由小文章组成的书，也算是一种“逃逸”，逃避做大学问写大块文章的沉重角色的一种方式，算是偷懒。60岁以后免不了有偷懒的心态，希望这种偷懒也依然包含一些认真，一些对诗歌的真诚。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由作者3月23日在北京文联召开的张清华诗歌评论集《诗歌的肖像》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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